在外国移动通信厂商织就的天罗地网中，终于有了中国自主的信号

　　刚刚结束的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董事长王建宙透露，由我国主导的4G通信技术将在7个城市进行试点。此时，距这个被称为TD—LTE—Advanced的4G标准成为国际标准不足半年时间，距我国主导的3G通信技术在全国商用也仅两年时间。

　　惊叹4G通信技术的高歌猛进之际，也许鲜有人会注意其背后的故事：这是一场有关国家利益的战争。

　　每一个标准背后，都是一个国家的利益

　　这场战争，发端于1998年。是年，国际电信联盟公开征集第三代移动通信（3G）技术标准。

　　与其他行业不同，移动通信行业历来是跑马圈地，先入为主。原因很简单，移动通信对网络前后的一致性和设备间切换的便捷性要求极为苛刻，哪个运营商也不愿意承担后期高额的维护成本。

　　囿于国内通信行业的整体发展水平，在第一代和第二代移动技术标准上，我国曾经采取了以市场换技术的策略。欧美7个国家的8大公司几乎控制了整个全球市场，标准在别人手中，中国的企业没有任何主动权，结果是技术没换到，市场也放了出去。

　　拥有世界上最多的移动个人用户，守着让所有人垂涎欲滴的市场大蛋糕，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别人在这里赚得钵满盆满，真金白银哗哗地流进国外企业的腰包。

　　“每一个标准背后，都是一个国家的利益。”时任3G无线传输技术评估协调组组长曹淑敏的的话得到了很多人的认同。要改变这种窘况，唯一的办法，就是自己掌握标准。

　　1998年的3G标准征集，是一个机会。顶着国内诸多关于中国“能否玩得起这个游戏”的质疑和争论，国内组织权威专家进行反复激烈的讨论，1998年1月的香山会议，时任邮电部科技委主任的宋直元坚决地拍了板儿。2000年5月，中国申请的TD-SCDMA终于被正式批准为第三代移动通信国际标准。

　　仅凭一家企业，这是一个“不可完成的使命”

　　有了白纸黑字的标准，还必须完成关键技术突破并将其产业化，才能真正转化成生产力。这个历史重任，落到了标准的最初提出者大唐电信集团的肩上。

　　当时，国内面临的形势不容乐观，社会各界普遍对TD-SCDMA标准缺乏信心，鲜有支持者，多数企业站在一边静静观望。

　　与此同时，TD-SCDMA在技术研发等方面也暴露出一些问题。大唐推动新标准产业化的步伐，从与西门子合作开发基站开始。但很快他们发现，整个产业链上其他环节的产品和企业几乎是一片空白，每一个环节都要自己来开发。大唐意识到，仅凭他们和西门子，这肯定是一个“不可完成的使命”。

　　此时的TD-SCDMA，濒临研发难以为继的边缘。严峻的现实迫使政府相关部门和国内通信界更深层次地思考TD-SCDMA的未来发展：只有形成一个产业联盟，上下游的企业通力合作，才有可能建立起一个国内主导的移动通讯产业链。

　　知易行难。彼时的国际国内形势都非常不利：TD-SCDMA和CDMA2000、WCDMA虽然同为3G的国际标准，但发展的成熟度不可同日而语。

　　所以，当大唐振臂一呼时，企业的反应却出奇的冷淡。

　　TD联盟秘书长杨骅至今依然清楚地记得，当时还在大唐工作的他和时任大唐移动总裁的唐如安一家家地登门拜访，但根本就见不到企业的高层。拜访了10家企业，只有一家见到了公司的二级领导，“这是我们见到的最大的领导”。

　　经过反反复复不知道多少次的沟通说服，终于，有9家企业同意发起成立联盟，虽然绝大多数并非真正看好新标准产业化，完全是“出于道义上的支持”。但于大唐来说，这也已经是超出想象的好结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