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外包业方面，中国远远落后于印度，但它正奋起直追。。。。
西安，中国西部城市，一间宽敞的被隔开的房间里，一排排扎着马尾辫的女工低着头，默默地劳作着，手指快速而有序地击打着键盘。这是可能出现在中国任何一个工厂里的场景。但事实上，她们不是在装配鞋或焊接电路板，而是坐在电脑前处理可能是来自纽约的医疗保险单、底特律的汽车贷款申请、或者澳大利亚高校学生的试卷。”这是全球后台支持的未来，”Michael Liu说。他是美国太平洋计算机国际公司（CompuPacific International）的创始人，在美国从事了十年的IT维修服务之后，他回国并决定用事实来证明在外包业方面，中国能够赶上印度。美国太平洋计算机国际公司（CompuPacific International）是国内业务流程外包（Business Process Outsourcing，BPO）少数几家公司之一。
西安――中国的古都，既是从中亚沿着丝绸之路抵达东方的终点站，也是新文化和新科学理念的起点，因此，在这座新兴城市发展外包服务再合适不过了。尽管令西安闻名遐尔的是秦始皇马俑――游客必到之处，但它也正在成为中国现代化城市之一。这里是国家空间技术的诞生地和航天飞机建设中心，这里有中国最大的科技园之一――占地35平方公里的”中国硅谷”，拥有7500家公司，另外，全国各地的高校每年往西安输送超过12万名大学生，其中一半是计算机科学人才。而这仅仅是开始。西安高科技产业发展区主任说，该区将扩展至90平方公里，投资1000亿元（约120亿美元）。
在该项目上的大笔投入暴露了中国的勃勃野心：成为全球软件及服务业大国，以配合它在制造业上的巨无霸地位。吸引更多的外包业务正是核心点。全球最具权威的IT市场研究与顾问咨询公司――美国高德纳公司表示，主要为西方公司服务的海外IT服务将按两倍的速度增长，截至2007年，全球海外市场盈利将达到500亿美元。而国内业务流程外包（BPO）――从单据及信用卡申请处理到完成整个人力资源运作，发展步伐甚至更快，明年将达到240亿美元。
印度承担了大部分外包业服务。新加坡特马实业咨询公司的创始人Bill Lewis说，中国是世界上最大制造业国家之一，但在外包业上仅占20亿美元。由于历史及地理因素，大部分外包业务是在中国东北部城市大连展开。在大连，许多当地人会讲日语和韩语，因此，很多日本和韩国的后台支持公司都安扎在那里。根据官方数据，西安每年外包服务收入仅为3亿元（约4000万美元），大部分业务来自日本。
但中国具备多方潜力。在这里，工人们计算机基础和数学知识扎实。他们虽然缺乏创造性，却富于纪律性并接受过良好的训练，他们能比印度工人把这机械的工作做得更快更好。他们很适合国内业务流程外包（BPO）这类工作。”这些工作是重复性的、规则化的，可以训练一个军队来完成。”美国高德纳公司研发主管苏吉-科汗(Sujay Chohan)说，”这是不需要创新的工作。”
“军队”是一个恰如其分的词语：这项工作需要几百万个低薪工人，而中国正好有。过去，印度人力资源价格低廉，现在，印度大学毕业生、工程师及程序设计师的薪水迅猛上涨，IT公司的人员流动率每年达到30％至40％。而在中国，每位刚入职的BPO工作人员每月的工资约为300美元，是美国的1/10，正在变得越来越抢手。一月份，SAP首席执行官孔翰宁(henning kagermann)警告印度说它的外包业务价格偏高。SAP是世界上最大软件公司之一。另外，虽然中国沿海城市的价格也日渐升高，但内地的价格依然有竞争优势。除西安之外，外资公司还关注成都和武汉，NEC西安公司总裁Kaoru Miyata称，在场地租赁及薪金开销方面，西安比北京和上海低40％至50％。富士通公司西安系统工程总裁Yasuo Noshiro称，西安的价格比快速发展的大连更低廉，而且跳槽机会少，工作人员会更忠实于公司.
中国基础设施优良、税收优惠（这一点上，印度并不逊色于中国）、政府大力支持，同时，跨国公司希望从印度分散风险，因此很多大公司把目标投向中国。IBM、惠普、微软、西门子和英飞凌已经进驻中国许多年，现正忙于增加工作人员。日本消费电器巨头NEC已有180位员工在西安开展研发工作，它的对手富士通已有120位员工在编写软件程序。
最近的情况表明，中国很明显正是很多印度公司外包服务公司的驻扎地。印度最大的外包公司塔塔信息技术有限公司（Tata Consultancy Services - TCS）在杭州开辟了自己的场地。接下来几年，位于上海和北京的印度第二大软件外包公司Infosys和印度外包巨头Wipro都有扩展计划，他们的员工将由几百人发展到5000至6000人。前印度最大的业务流程外包(BPO)集团Genpact在大连的员工人数则由1800人增加至5000多人，增加了三倍。
由于海外公司希望降低成本、分散风险及支持它们在中国本土公司迅猛发展的业务，中国的外包业发展迅速增长。另外，还有一小部分业务来自中国国内的公司。例如，TCS是华夏银行（中国第12大银行）的新设计和安装软件系统。随着中国的国有公司对计算机基础和后台支持需求的增长，这部分业务占的份额将会越来越多。日本IT外包公司GrapeCity 西安分公司总裁James Amachi说，中国国内市场的增长速度超出了他的想象，”我们原本以为两三年后才会有中国客户，但现在我们已经展开了一项大型的国内电信工程。”
然而，大部分观察家说，中国要赶上印度还需要五年至十年时间。因为有两大不利条件。第一，尽管很多中国人懂英语，但他们的口语和写作能力都很糟糕。正因此，服务部门需要和海外分部保持频繁联系。在西安分部，英飞凌雇佣了两位全职英语教师培训员工。英飞凌管理董事Michael Tiefenbacher说，”员工之间无法顺畅交流实在是太糟糕了。人们经常将技术能力和语言能力混淆了。”
理论上正确，但不适用于实际
另外，中国的工程师和计算机专业毕业生和他们取得的学历相称的极少。和欧洲的同行相比，他们对理论知识的掌握更扎实，但很少人能将之应用到比如软件开发这样的实际问题上。”就比如说他们懂得描述一把钢锯的形状，说出它怎样运用，” Mr Amachi说，”但对怎样用它来做一扇门则毫无概念。”在最近的软件开发人才招聘中，GrapeCity收到了西安最好六所技术高校1200名学生的申请书，其中，只有七个人合格。
缺乏职业训练，商业和学术之间缺少联系也是原因之一。相比较而言，在欧洲和印度，取得工程师学位要求学生有工作经验。而在中国，大学教师是从严格的以理论为基础的体系里培养出来的，他们无法带领学生进行现实操作。西安交通大学的Wang Yingluo和中国工程学院的一位人士说，”我们大部分人不是来自工厂，没有商业世界的运作经验。”
结果，就像有人说的，在中国的外资公司不得不拨出巨款来”资助完善中国的教育体系。”富士通公司的Mr Noshiro说，公司每年拨款3万美元，将中国员工送往日本接受密集训练。”成为一名中级工程师，他们需要接受两年全日训练，成为项目经理，则需要四年的训练。” Mr Amachi说，即使在三年的训练之后，”也仅有10－20％的程序员能达到优秀水准，成为设计师。中国是有很多的大学和毕业生，但拥有学历不一定就是人才。”
中国的基础设施也是同样的情况。GrapeCity在大雨倾盆中搬进西安科技园的新家之后，发现那里的厂房和计算机泛滥。
中国零散的外包服务部门所起作用不大。在中国，大部分外包公司的与员工少于1000人。例如，和印度TCS6万名员工的相比，CompuPacific雇佣的人数不到600名。不过，小规模企业可能会兼并，太平洋计算机就已经被当地的对手――一家合资公司赶超。同时，印度当地政客却冒着失去影响力的风险阻止公司合并（有时是阻止本地公司与外地公司合并），这也是美国的外包公司希望能够分散这些外包公司的风险的原因之一。反之，如果印度国家贸易组织印度软件协会（NASSCOM）能鼓励企业合并，则对行业的发展大有裨益。
同时，担心侵犯知识产权――中国比印度更猖獗，也抑制了外包产业的增长。中国的外资公司称，模仿复杂的IT处理过程并非易事，还可能被相对简单的安全设置拦截，但由于敏感的商业信息风险大，也延缓了发展速度。
上述情况表明，现在，中国在低水准的BPO业务上可能会有所增加，比如数据处理、表格处理及软件测试，而印度则将继续在高端业务上占主导地位，比如研究和设计这些要求有创新能力和熟练运用英语的地方。不过，由于越来越多的西方公司需要中国方面的支持，中国国内的发展机会将日益增多。并且这不只是在两个国家之间纯粹的竞争：去年，印度的TCS和中国政府签约；微软则将在中国建立第一家大软件公司，为奥运提供IT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