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一年中，在密集的手机发布会和媒体狂欢中，中国代工产业的危机再一次被放大了，在锤子科技为T2代工厂中天信垫款后，拿到工资的员工自发在朋友圈感恩罗永浩。其实对老罗来说，那不过是创业中的小小磨难，“谈不上血泪”，他“既不会哀鸣，也不会愤怒”，只会默默“准备下一次战斗”；而对那些在风雨飘摇的生产线上挣扎的普通员工来说，你掉坑里了，有人伸手施救，自然是美事，但也别忘了这坑是谁挖的。
国产手机的成长史几乎就是一部代工厂的血泪史。
在Iphone最高光的日子里，高仿的Android山寨机与Iphone合力在高低端市场完成了对Nokia的残酷剿杀，这个格局一直延伸到魅族和小米的出现。山寨机的死结是没有雄心壮志，只想低调赚快钱，既不想创造品牌，也不想在运营和服务上花时间，从未想过与苹果和三星直接PK，但魅族、小米等后来者们不但要消化山寨手机的客群，还要上攻苹果和三星的高端市场。
支撑这份野心的是3点判断：
1、想花一二千元买到四五千元产品是永恒的人性，而且为了证明自己是精明的发烧友或擅于捡漏的数码达人，尝鲜者会不自觉的成为品牌口碑的同盟军；
2、按照Inter创始人之一Gordon Moore所发现的定律，集成电路上的晶体管数目每隔 24 个月便会增加一倍，推而衍之，采用小批供货、拉长放量周期的策略有可能实现体验和利润的双赢，非要在前面加个定语的话，理论上吧；
3、被Iphone洗脑的中国代工厂接受了如下认知：
（1）苹果坐享手机产业链58.5%的利润天经地义，自己只拿1.8%是行业惯例；
（2）多么苛刻和反人类的工艺也要实现，因为那是乔老爷子的遗训—体验至上；
不过同质化竞争使国产手机最初赖以成功的招数—用最新最快的硬件+少量低价+压榨代工厂去PK苹果和三星的成熟生态—就越来越不灵了，唯一的办法是在营销和品牌形象上另开脑洞，而产业链上恰好有可以流血牺牲的尖兵。
中国代工产业的黄金十年已经结束，据不完全统计自2014年12月至2015年12月倒闭的代工厂就有16家，而2015年1-11月国内上市的手机新机型只有1376款，同比下降29.5%，再加上近年来中国劳动者平均工资年增9.1%，都让负担沉重的代工厂在竞争中饥不择食。
当然，在手机品牌easy come，easy go的混战中，代工厂也发展出三项核心技能：
1、选边站队的眼光，选择了某粗粮手机与选择了某碳酸饮料手机，境遇大是不同；
2、接受了厂商灌输的硬件不该赚钱的认知，期待成为生态体系的一员；
3、在纺缍型的出货量中，练就了撑到放量那一天的决心、耐心和信心。
禁得起这些磨难的代工厂，才谈得到从国产手机品牌拿到预付款维持生产线，也才有机会去拖欠原材料供应商的货款，但这还不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在功能机时代，代工厂被驯化成劳动密集型的生产者，他们唯一的任务就是保证高效持续的产能，只要在Motorola和Nokia的王朝更替中不掉队就没有风险；
智能机时代，工艺被苹果提高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尽管代工厂面临着各种不平等条约，但苹果的高利润使他们仍能分到甜得发腻的一杯羹，蓝思科技的周群书即是明证。
后苹果时代，国产手机的崛起改变了这一切，这是代工危机的伊始。
国产手机所挖的第一个坑是产能陷阱。
成功的国产手机都有高低搭配的产品线，但产能调派颇有玄机。小米初创时虽有雷军(微博)的人脉，也找不到成熟的代工厂，历时数月谈判才发单给名不见经传的南京英华达，IDH和ODM则在龙旗和闻泰之间反复折腾，彼时小米的工艺常遭诟病就不奇怪了。到小米2S之后，旗舰机型改由富士康出货，红米则仍被交给英华达，以作为忠诚的酬佣，英华达有如此好运，一方面是前Motorola代工厂的身分与小米团队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一方面是它已经被小米改造成一个工艺展示橱窗。但大部分中小代工厂没有这份好运，为了维持生产线的正常运转，他们不得不低价承揽新晋手机品牌的业务，给了对方以苹果般的话语权。一旦后者黯然倒下，代工厂就要承担全部风险，即便是产能如期放量，也可能被富士康那样的巨无霸摘桃。
偶有反其道而行的手机品牌，倒霉的仍然是代工厂。罗永浩最初选定富士康为Smartisan T1代工是为了支撑远高于同侪的定位，不过富士康廊坊工厂的产能“符合逻辑”的让给了小米4，Smartisan T1只能转到亦庄工厂进行作坊化生产，这引发了后来让罗永浩个人形象受损的一系列危机，吸取教训的老罗这才选择了中天信，后者表面似乎是傲慢富士康的替代者和受益人，其实不过引出了另一个更深的陷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