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 Trust搜集的数据显示，苹果排名榜首，坐拥950亿英镑，远比马来西亚，土耳其和波兰这些国家多。
而其它具有的现金储备如是：谷歌350亿英镑、Verizon320亿英镑、思科280亿英镑。苹果、微软、谷歌、Verizon、Pfizer2013年底现金储备总额达2410亿英镑。
在我看来，持续不断出现这类统计，不但不是跨国公司好苗头，甚至不是美国等发达国家好苗头。甚至可以说，这是一国发展模式与科技企业尤其跨国企业创新之间的矛盾所致。
一、跨国布局 美国企业所得税制挤压，导致跨国企业宁愿将大部分现金浮在海外，不愿回流美国。
上述公司早已是全球化时代的引领者。部分公司海外业务创收已远超本国。早在20世纪80年代，英特尔等公司已开始全球布局。最初是制造业外迁。比如英特尔第一座海外工厂落在马来。本世纪迁移更密集，中印成为美企最大外迁地，offshoring成为美国民众流行语汇。
这些跨国公司海外分支创造的越来越多的营收，却越来越少见回到本国。因为，它们实在难以忍受美国35%以上的企业所得税率。而且，它们还利用海内外各种市场资源、税制差异进行布局，从而实现所谓合理避税。当然，它们在海外国家的避税手段同样如此。轻资产型互联网类企业驾轻就熟。
去年数据说，美国跨国企业浮在美国之外的资金有万亿美元之多。去年库克到国会山接受调查咨询，曾抨击现行税制，说到逃税，他说苹果不欠美国政府一分钱。
二、创新受制于“为投资人服务”的困境
上述企业确实有私利欲望。(美)威廉。拉让尼克《创新魔咒：新经济能否带来持续繁荣》一书，描绘了美国新旧两种经济模式发展的路径，以及支撑它们的体制问题。
新经济真正崛起前20世纪90年代，美国企业基本遵循着“保留并再投资”的理念，在海内外进行扩张后，利润留在公司口袋基本不分工或少量分工，它们将更多储备用于技术研发与产品创新上，以保持未来的竞争优势。
到了90年代，随着全球化的加深，资本远比技术更像鲶鱼，激活整个市场要素。股市的活跃提升了许多科技企业在业务之外的收益。当然，那时，股市还能真正反映技术类企业的业务创新基本面。
到了95年之后，新经济里的投机已有疯狂迹象，并演变成后来第一次互联网泡沫。许多往日的科技龙头轰然颓败，这一局面给了许多新经济企业教训，即必须更加依赖真正的业务创新，并与实体经济加速融合，但也培养了寄生的信念，在所谓“为投资人服务”的理念下，通过操纵股价、巨量回购股票等多种手段来为股东(实际上是为家族、职业经理及机构服务)服务。
拉让尼克说，这不过将价值从劳动收入转变为资本收入，最后落入资本家手中。这背后，也伴随着雇佣文化的变迁，过往在一家企业从一而终的信念逐渐被波动中逐利的信念所替代。企业的创新也开始有更多短期效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