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前，一位历史学家撰写了六条定律来解释社会对科技的力量和广泛性的不安。虽然那些定律是基于来自冷战时期的历史案例，但它们看上去也像是给我们所在的Facebook、谷歌和苹果iPhone以及FOMO（网易编辑注：FOMO，错失恐惧症，特指那种总是在担心失去或错过什么的焦虑心情）时代的一个参考手册。
你可能从未听说这些定律和它们的作者、乔治亚理工学院科技历史教授梅尔文·克兰兹伯格（Melvin Kranzberg）。他已于1995年辞世。
更遗憾的是，如今在打造颠覆社会的服务和工具的创新者大多数也不知道这些定律和克兰兹伯格。
幸运的是，这些定律已经被一小部分声称思维方式深受其影响的技术专家传承下来。它们应当充当科技从业者的一个基石——就像希波克拉底誓言(指从医者执行医务前保证遵守医生道德守则的誓言)一样。
1.“技术既无好坏，亦非中立。”
克兰兹伯格教授的第一条定律看似平平无奇，但却是最重要的一条。他认识到，技术的影响取决于它的地理和文化环境，这意味着它往往既是好的，又是坏的。
他以滴滴涕（DDT）为例。那是一种杀虫剂，可能会致癌，但作为廉价且有效的疟疾预防药物，它也拯救了无数的印度人口。如今，我们也可以看到一种技术，Facebook群组如何能够成为孩子患有罕见疾病的家长的救生索，同时又能够让政治极端分子变得过度激进。
这里面没有绝对的好，也没有绝对的坏，技术是好是坏取决于特定的背景。这指向了科技公司们往往不愿意面对的一个问题：它们无与伦比的影响力，意味着它们有义务尝试去预判它们所打造的任何东西的潜在影响。
光是过去一年，就有无数这样的失败例子，从俄罗斯在社交媒体网络上影响美国总统大选的结果，到特斯拉过于激进地推出自动驾驶技术。
2.“发明是需求之母。”
是的，跟你所知道的“需求是发明之母”恰恰相反过来。克兰兹伯格教授写道，它意味着“每一项技术创新都需要额外的技术进展，来使得它变得完全有效。”
A photograph of Dr. Melvin Kranzberg, professor at Case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a predecessor to Case Western Reserve University, taken during the 1960-1961 academic year.
凯斯理工学院（凯斯西储大学前身）教授克兰兹伯格在1960至1961学年拍下的一张照片
在我们的现代世界，智能手机的发明使得不计其数的其它技术变得很有必要，从手机外壳到5G无线网络。苹果对于人们过多地盯着手机看的解决方案是？打造智能手表来让你一天看个100遍。
3.“单一技术需要搭配其他技术”
克兰兹伯格教授称，理解成套技术的任何组成部分，需要观察它对其它组成部分的依存性——其中包括人类对于它的运作有多么地重要。创新在摧毁一些工作岗位的同时，也创造出新的工作岗位。
钢铁、石油和铁路是主导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技术组合，尤其是在美国。互联网、手机和无线网络连接则在改变21世纪。
4.“尽管技术在许多公共问题中可能是主要因素，但在制定技术政策时非技术因素占优先地位。”
“人们以为作为抽象概念的技术有某种内在的力量，它实际上并没有。”克兰兹伯格教授生前的朋友和同事、历史学家罗伯特·波斯特（Robert C. Post）指出，“它必须要由政治力量、文化力量或者某种其它的东西激发出来。”
最近，美国国会代表声明要促使旗下的谷歌、Facebook以及其它的公司披露在它们的服务上购买政治广告的名单，把它们跟电视台、广播公司和纸媒一样看待。这种信息披露当初没有出现在互联网广告法规上并不是因为技术原因，而是因为2006年联邦选举委员会对新媒介采取柔性监管。
Craig Federighi, Apple senior vice president, software engineering, spoke about differential privacy, which Apple says is a way to collect user data while protecting the individual’s anonymity, at the company’s Worldwide Developer Conference in 2016.
在2016年的苹果全球开发者大会上，苹果软件工程高级副总裁克雷格·费德里吉（Craig Federighi）谈到差别隐私。该公司称该做法可在收集用户数据的时候保障个人信息匿名。
更广泛地说，立法委员对从隐私、数据透明性、国家安全到科技行业的反垄断等一切问题开始感兴趣，更多地是因为我们的文化转变，而不是技术本身。
5.“所有历史都是相关的，但科技历史是最相关的。”
冷战时期造成了核武器和导弹的囤积。这后来又导致了防止战争的通信系统的发展：互联网。很多相关的发明后来都渗透到我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
但那意味着我们要将现代世界的形成归功于美国和前苏联之间的竞争吗？又或者说，两国的敌对本身是它们的原有技术发展引起的吗？
6.“技术是人本身的活动。”
“技术能够做伟大的事情，”苹果CEO蒂姆·库克（Tim Cook）在麻省理工学院今年的毕业典礼上发表演讲时说，“但它并不想要做伟大的事情——它不想要做任何的事情。”库克接着说道，关键在于，尽管技术威力无穷，但如何去使用它取决于我们。
由于技术通常都是通过企业触达大众，实现普及，那些企业必须要思考它们的行动会带来的影响，以及它们要如何从中获利。而当企业没有这么做的时候，监管机构、媒体记者和公众有时候要替它们思考这些问题。
库克为苹果定下基调，他时常向公众强调该公司如何保护用户的数据。谷歌最近展开了诸如“包容性设计”的项目，目的是确保让尽可能广泛的受众能够试用它的新服务；它还采取反种族歧视措施来避免它的AI技术变得种族歧视。Facebook如今也有专门的隐私和安全团队负责在新功能和新服务推出以前的审查工作。
克兰兹伯格教授在互联网时代之初预见性地指出，“我们很多的科技相关问题之所以出现，是因为表面上良性的技术在被大范围部署时不曾预料到的后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