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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文化:器灵在召唤(二)

上一篇 / 下一篇  2011-03-13 15:52:28 / 个人分类:行业资讯

够节约,就用手机
其他国家也很安静。德国人——这些人喜欢说“谈论是银,沉默是金”——平均每月用手机进行的会话只有89分钟。这可能是因为柏林墙两边的国家电话公司多年来告诫用户“话
制作:James Fryer

其他国家也很安静。德国人——这些人喜欢说“话是银,沉默是金”——平均每月用手机进行会话的时间只有89分钟。这可能是因为柏林墙两边的国家电话公司多年来告诫用户“话说短点”,因为东德网络投资不足,而西德的网络由于经济快速增长却又负担过重。德国电信(Deutsche Telekom)的Anastassia Lauterbach提到,德国人还很节约,长时间的电话用户会使用便宜得多的固话。

与之相反,美国人从不闭嘴。他们每月的移动电话时间是惊人的788分钟,尽管这些数据中的一部分只是虚影,因为用户还必须为来电付费。但手机资费很便宜:在美国没有漫游费用。美国人经常在汽车——这个绝佳的拨打电话的地点——内打电话,特别是在许多州开车、没带头盔打电话不算违法。

最喜欢聊天的是波多黎各人,目前他们每人每月平均电话时间为1875分钟,为世界最高。这很有可能是因为美国岛屿(the American island)上的运营商提供40美元的不限量全包通话套餐,该套餐还包括向美国本土拨打电话。这让波多黎各人可以无休止地同在纽约的朋友聊天,而且从岛上打国际电话还很便宜。

马德里孔普卢顿大学(Universidad Complutense in Madrid)的社会学家Amapro Lasén表示,人们在用移动电话打电话时的表现是文化问题,至少在最初是如此。在21世纪初期,她研究了马德里、巴黎和伦敦移动电话用户。移动电话很普及,但巴黎人和马德里人在大街上打电话会更自在,即使站在人行道中间打电话也是如此。而伦敦人则相反,他们倾向于聚拢到一块特定的区域打电话,比如地铁站门口——Lasén女士称这类地点为“临时公共无线电话亭”。

在巴黎,当其他人大声谈论私密事务时,被打扰的人就会公开抱怨,而这种抱怨在伦敦很少见。在两地,人们倾向于将电话和面对面的对话分开,比如会找到一个安静角落打电话。但马德里的移动电话用户却经常将这两种对话混淆,甚至会允许别人加入到电话会话中来。西班牙人几乎总是直接打电话,绝大多数人都会关掉语音邮箱。

对在这三个地方居住过的Lasén女士而言,这些差异反映出平时人们是如何使用城市空间的。在伦敦,街道主要是用来行走的,“就像河流流过的河床”。然而,巴黎却是一个适于闲逛的地方,是漫游者的家园。而在马德里,居住在同一条街道的人们喜欢聚在一起聊天。至于他们为什么厌恶语音邮箱,西班牙人认为给人留一通没有应答的电话非常粗鲁,尽管这会造成不便。也许这是对朋友和家人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所造成的。

其他地区也是一样,文化和历史可能有助于在决定人们会否在公众场合聊天或接电话上。中国人经常保持欢迎打扰的状态,害怕若不然就会丢掉一次商业机会。乌兹别克人只在公众场合极少地使用移动电话,因为警察们可能在听着呢。德国人在别人不遵守规矩,甚至是那些不成文的规矩时,也会变得很具攻击性。1999年,一名德国人由于使用手机不当而在打斗中丧命。

经济学和其他硬性因素同样也会塑造习性。Orange移动业务总理事Olaf Swantee提到,高价手机在比利时没有在英国那样受欢迎,因为比利时运营商长期都拒绝补贴手机,而补贴手机在英国却很广泛。然而,意大利却同时提供低补贴以及许多高端手机。意大利的用户不想在话费上花费太多,却想买一部漂亮的手机。

中国因为其经济和相对宽松的监管而显得很独特。许多消费者使用山寨机。这些山寨机由数以百计的小手机制造厂用台湾联发科提供的芯片和软件组装而成。仿制品很常见,那些山寨机上贴着“Nckia”和“Sumsung”的标签。其他有创造性的工厂则开发特殊手机,比如双卡双待或带有超大扬声器的专为拖拉机上的农民开发的手机。

在世界上最大手机制造商诺基亚从事设计工作的Younghee Jung则表示,在其他地方,自然环境也会决定该使用哪种手机。例如,在炎热的印度,人们很少穿夹克,但他们的衬衫上却有口袋空间可以放手机,因此手机就不能太大。印度妇女将手机放在彩色的袋子里,这与其说是时尚还不如说是为了保护手机,以便转卖时有个好价钱。而这和日本形成鲜明对比,Jung女士说道。日本女人将手机放在小袋里,用贴图和丝带装饰手机可和经济因素没半点关系,这反映出她们热切希望将手机个性化。日本的手机补助很高,转卖价格非常低,所以经常能看见下水道里躺着遗失的手机。

在一些国家里,随身带一部以上的手机很正常。日本公认经常带两部手机:一部私人用,一部工作用(这部手机经常关机,这样老板就不能随时都找到他们了)。一名中东小贩在摩托罗拉调研时对他们说:“我有一部手机是工作用,一部手机家庭用,一部手机娱乐用,还有一部手机开车用”。拥有许多部手机经常是用来彰显重要性的。比如,拉丁美洲的经理们喜欢展示他们有多好的联系:一些人甚至有一部专门接听老板电话的手机。

这个例子表明,稍软性的因素可能影响硬件(手机)——甚至是网络——的选择和设计。如果美国的信号覆盖率不完整,那也是因为人们愿意忍受,而且更换运营商是个麻烦。其他地方此理亦同。意大利人要求在滑雪板上都要信号良好,希腊人希望在各个岛屿上、芬兰人希望在不管多遥远的公路隧道里信号都要好。如果信号覆盖率差,用户们就会换运营商。

然而,矛盾的是,意大利人和希腊人对电磁场可能带来的健康风险非常担心。欧洲委员会在2007年做的一项调查显示,86%的希腊人和69%的意大利人对电磁场“非常”或“相当”关注,而这一数字在英国为51%,德国为35%,瑞典只有27%。可能因为缺乏可信赖的信息,人们才恐慌;或者可能在一些国家内,当地政客激起人们的恐惧。

不管是什么原因,公众反应解释了为什么意大利的电话杆经常是伪装的,比如,伪装成汉堡包店的招牌、一棵棕榈树甚至一座著名天主教教堂的十字架。而在摩尔多瓦则相反,这样的杆被认为是丰饶的纪念柱。“我们每次竖起一根电话杆,他们就会举行一次宴会。这将他们联系在一起。”Orange的Swantee先生说道。

尽管数字技术变化很快,对它们的看法变化也是一样快。文化之间的差异将继续并扩大,还是会随着时间而消弭呢?各个公司会想知道,因为在世界不同地区提供不同手机和服务成本更大,而向所有地方供应一样东西成本就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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