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备份】少有人走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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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篇 2011-06-28 09:1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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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自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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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个伟大的真理，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真理之一。它的伟大，在于我们一旦想通了它，就能实现人生的超越。只要我们知道人生是艰难的———只要我们真正理解并接受这一点，那么我们就再也不会对人生的苦难耿耿于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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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和痛苦(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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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苦难重重。
这是个伟大的真理，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真理之一。它的伟大，在于我们一旦想通了它，就能实现人生的超越。只要我们知道人生是艰难的———只要我们真正理解并接受这一点，那么我们就再也不会对人生的苦难耿耿于怀了。
然而，大部分人却不愿正视它。在他们看来，似乎人生本该既舒适又顺利。他们不是怨天尤人，就是抱怨自己生而不幸，他们总是哀叹无数麻烦、压力、困难与其为伴，他们认为自己是世界上最不幸的人，命运偏偏让他们自己、他们的家人、他们的部落、他们的社会阶级、他们的国家和民族乃至他们的人种吃苦受罪，而别的人却安然无恙，活得自由而又幸福———我熟悉类似的抱怨和诅咒，因为我也曾有过同样的感受。
人生是一连串的难题，面对它，你是哭哭啼啼，还是勇敢奋起？你是束手无策地哀叹，还是积极地想方设法解决问题，并慷慨地将方法传给后人呢？
解决人生问题的首要方案，乃是自律，缺少了这一环，你不可能解决任何麻烦和困难。局部的自律只能解决局部的问题，完整的自律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
生活中遇到问题，这本身就是一种痛苦，解决它们，就会带来新的痛苦。各种问题结队而来，使我们疲于奔命，不断经受沮丧、悲哀、难过、寂寞、内疚、懊丧、恼怒、恐惧、焦虑、痛苦和绝望的打击，从而不知道自由和舒适为何物。心灵之痛，通常和肉体之痛一样剧烈，甚至更加难以承受。正是由于人生的矛盾和冲突带来的痛苦如此强烈，我们才把它们称为问题；正是因为各种问题接踵而来，我们才觉得人生苦难重重，悲喜参半。
人生是一个面对问题并解决问题的过程。问题能启发我们的智慧，激发我们的勇气；问题是我们成功与失败的分水岭。为解决问题而付出努力，能使思想和心智不断成熟。学校为孩子们设计各种问题，促使他们动脑筋、想办法，恐怕也是基于这样的考虑。我们的心灵渴望成长，渴望迎接成功而不是遭受失败，所以它会释放出最大的潜力，尽可能将所有问题解决。面对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痛苦，能让我们得到最好的学习。美国开国先哲本杰明·富兰克林说过：“惟有痛苦才会带来教益。”面对问题，聪明者不因害怕痛苦而选择逃避，而是迎上前去，直至将其战胜为止。
遗憾的是，大多数人似乎不是聪明者。在某种程度上，人人都害怕承受痛苦，遇到问题就慌不择路，望风而逃。有的人不断拖延时间，等待问题自行消失；有的人对问题视而不见，或尽量忘记它们的存在；有的人与麻醉药和毒品为伴，想把问题排除在意识之外，换得片刻解脱。我们总是规避问题，而不是与问题正面搏击；我们只想远离问题，却不想经受解决问题带来的痛苦。
规避问题和逃避痛苦的趋向，是人类心理疾病的根源。人人都有逃避问题的倾向，因此大多数人的心理健康都存在缺陷，真正的健康者寥寥无几。有的逃避问题者，宁可躲藏在头脑营造的虚幻世界里，甚至完全与现实脱节，这无异于作茧自缚。心理学大师荣格更是明确地指出：“神经官能症，是人生痛苦常见的替代品。”
替代品带来的痛苦，甚至比逃避的痛苦更为强烈，神经官能症由此成了更棘手的问题。不少人为逃避新的问题和痛苦，不断以神经官能症为替代品，导致患上各种心理疾病。所幸也有人能坦然面对神经官能症，及时寻求心理医生帮助，以正确的心态面对人生正常的痛苦。事实上，如果不顾一切地逃避问题和痛苦，就会由此失去以解决问题推动心灵成长的契机，导致心理疾病越来越严重，而长期的、慢性的心理疾病，就会使人的心灵停止生长。不及时治疗，心灵就会萎缩和退化，心智就永远难以成熟。
正确的做法是：我们要让我们自己，也要让我们的孩子认识到，人生的问题和痛苦具有非凡的价值。勇于承担责任，敢于面对困难，才能够使心灵变得健康。自律，是解决人生问题的首要工具，也是消除人生痛苦的重要手段。通过自律，我们就知道在面对问题时，如何以坚毅、果敢的态度，从学习与成长中获得益处。我们教育自己和孩子自律，也是在教育我们双方如何忍受痛苦，获得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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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和痛苦(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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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律究竟包括哪些技巧呢？如何通过自律，消除人生的痛苦呢？简单地说，所谓自律，是以积极而主动的态度，去解决人生痛苦的重要原则，主要包括四个方面：推迟满足感、承担责任、尊重事实、保持平衡。它们并不复杂，不过要想正确地运用它们，你需要细心体会，广泛实践。它们其实相当简单，即便是十岁的小孩，也能够最终掌握。不过有时候，即使贵为一国之君，也会因忽略和漠视它们而遭到报复，自取灭亡。实践这些原则，关键在于你的态度，你要敢于面对痛苦而非逃避。对于时刻想着逃避痛苦的人，这些原则不会起到任何作用，他们也绝不会从自律中获益。接下来，我要对这几种原则深入阐述，然后再探讨它们背后的原动力———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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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迟满足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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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一位30岁的财务分析师请求我的帮助，她想纠正在最近几个月里，总是拖延工作的恶习。我们探讨了她对老板的看法，老板对她的态度；她对权威的认识以及她的父母的情况。我们也谈到她对工作与成就的观念；这些观念对其婚姻观、性别观的影响；她同丈夫和同事竞争的愿望，以及竞争带给她的恐惧感。尽管一再努力，但这种常规心理分析和治疗，并未触及问题的症结。终于有一天，我们进入久被忽略的一个领域，才使治疗出现了转机。
“你喜欢吃蛋糕吗？”我问。
她回答说喜欢。
“你更喜欢吃蛋糕，”我接着问，“还是蛋糕上涂抹的奶油？”
她兴奋地说：“啊，当然是奶油啦！”
“那么，你通常是怎么吃蛋糕的呢？”我接着又问。
我也许是有史以来最愚蠢的心理医生了。
她不假思索地说：“那还用说吗，我通常先吃完奶油，然后才吃蛋糕的。”
就这样，我们从吃蛋糕的习惯出发，重新讨论她对待工作的态度。正如我预料的，在上班第一个钟头，她总是把容易和喜欢做的工作先完成，而在剩下六个钟头里，她就尽量规避棘手的差事。我建议她从现在开始，在上班第一个钟头，要先去解决那些麻烦的差事，在剩下的时间里，其他工作会变得相对轻松。考虑到她学的是财务管理，我就这样解释其中的道理：按一天工作七个钟头计算，一个钟头的痛苦，加上六个钟头的幸福，显然要比一个钟头的幸福，加上六个钟头的痛苦划算。她完全同意这样的计算方法，而且坚决照此执行，不久就彻底克服了拖延工作的坏毛病。
推迟满足感，意味着不贪图暂时的安逸，重新设置人生快乐与痛苦的次序：首先，面对问题并感受痛苦；然后，解决问题并享受更大的快乐，这是惟一可行的生活方式。
其实，我们早在小时候（通常从五岁开始），就可以学会自律的原则，避免只图眼前安逸带来的不利。例如在幼儿园里，有的游戏需要孩子们轮流参与，如果一个五岁的男孩多些耐心，暂且让同伴先玩游戏，而自己等到最后，就可以享受到更多的乐趣，他可以在无人催促的情况下，玩到尽兴方休。对于六岁的孩子而言，吃蛋糕时不把奶油一口气吃完，或者先吃蛋糕，后吃奶油，就可以享受到更甜美的滋味。小学的孩子正确对待家庭作业，是实践“推迟满足感”的最佳手段。孩子满12岁时，无须父母催促，首先做完功课，再去看电视。到了十五六岁以后，他们的实践更可以得心应手。到了青春期，他们处理类似问题，应该形成一种习惯或常态。
根据教育工作者的经验，不少青春期的少年，却缺少这种健康的常态。许多孩子懂得推迟满足感的好处，但还有的孩子显然缺乏能力和经验。有的孩子长到十五六岁，仍旧缺乏“先吃苦，后享受”的意识，而是恰好将次序颠倒过来，他们很容易成为“问题学生”。他们的智商与别人相比毫不逊色，但不肯用功学习，导致成绩远远落在别人后面。他们说话和做事，全凭一时冲动。只要心血来潮，他们动辄旷课或逃学。他们不愿思考，缺乏耐心，这很容易危及他们的社会生活：喜欢打架，与毒品为伴，故意与警方为难并发生冲突，此类情形司空见惯。“先享受，后付费”，成为他们的座右铭。他们最需要心理治疗，却往往为时已晚。意气用事的青少年，通常不喜欢被人干涉，即便心理治疗师能以客观、公正、亲切的姿态，慢慢化解他们的敌意，他们也难以积极配合整个治疗过程。他们的主观冲动过于强烈，经常逃避定期的治疗。心理医生的一切努力，常常以失败告终，最终这些孩子离开学校，浪迹社会。他们的成年生活也极为糟糕———婚姻不幸，精神恍惚、神不守舍，容易遭受意外事故，而精神病院或者监狱可能成为他们最终的归宿。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形？为什么大部分人拥有足够的自制力，能避免贪图一时安逸的恶果，却有相当数量的人不懂得推迟满足感，最终成为失败者？其中的原因，目前医学界尚无定论，仅有的答案也缺乏足够的依据，基因的作用并不明显，其他因素也有待科学论证，但大部分迹象表明，在这方面，家庭教育起着相当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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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的过错(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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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少自律的孩子，未必是因为父母管教不严。不少孩子甚至经常遭受严厉的体罚，即便小有过错，父母也会劈头盖脸地打过去：掌掴、脚踢、鞭打、拳击，可谓花样翻新。这种教育不仅收效甚微，甚至反而使局面恶化。
父母本身难以自律，就不可能成为孩子的榜样。父母常常告诫孩子：“照我的话去做，不过别去学我。”他们酗酒无度，或在孩子面前恶语相向，甚至大打出手。他们缺乏起码的自制力，缺少长辈的尊严和理性；他们形容邋遢、一塌糊涂，甚至偷懒耍滑、背信弃义。他们的生活毫无章法，却强迫孩子有条不紊地生活。可想而知，假如父亲动辄殴打孩子的母亲，那么母亲因儿子欺负妹妹而对其施以体罚，又有多少意义呢？如何又能指望儿子听她的话，控制好情绪呢？在年幼的孩子心中，父母就像上帝那样位高权重。孩子缺乏其他模仿的对象，自然把父母处理问题的办法全盘接受下来，并视为金科玉律。父母懂得自律、自制和自尊，生活井然有序，孩子就会心领神会，并奉之为最高准则。父母的生活混乱不堪、任意妄为，孩子们同样照单全收，并视为不二法门。
父母的爱心至关重要，即便家庭生活混乱，倘若有爱存在，照样可以培养出懂得自律的孩子。父母身为医生、律师、企业经理、慈善家，即便在职业上得心应手，生活方式也相当严谨，倘若缺少爱和温情，他们培养的子女，就和成长在贫寒、混乱家庭的孩子一样，照样不懂得自律，照样随心所欲、无法无天。
爱，关乎心灵的健康成长。在本书后面部分，我将就此深入探讨。爱，是身心健康必不可少的元素，所以有必要了解爱的实质，以及爱同自律的关系。
我们爱某样东西，就会乐于为它付出时间。譬如，某个青年终于拥有心仪已久的汽车，你就会发现，他把多少时间用在汽车上面：擦车、洗车、修车、给汽车美容、不停地欣赏它、整理汽车内室……你也可以观察，一个上了年纪的老人，如何照料他的花园：浇水、施肥、修剪、除虫、嫁接、移植……对子女的爱也同样如此，我们可以花更多的时间去照顾他们、陪伴他们。
让孩子学会自律，也需要时间。不把精力用在孩子身上，与孩子相处的时间少得可怜，就无法深入了解其需要，就不知道他们在自律方面，还需要哪些条件。遗憾的是，即便孩子明显需要纪律训练的时候，我们可能照样无知无觉，甚至不管不顾。“我没精力管你们，你们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吧！”最后，到了危机时刻，孩子的错误导致我们恼怒，我们就会把满腔怨气发泄出来。我们根本不愿去调查问题的本质，也不考虑哪种教育模式最适合。父母习惯用严厉的体罚教训孩子，本质上不是教育，而是发泄怨气和不满。
聪明的父母决不会这样做。他们愿意花时间了解孩子，对症下药地教育孩子。哪怕孩子犯了大错，他们也恰当运用敦促、鼓励、表扬，或必要的警告和责备。他们灵活调整孩子的发展方向，认真观察孩子的言行举止：吃蛋糕、做功课、撒谎、欺骗、逃避任务……他们也会倾听孩子的心里话，在对孩子的管教上，他们掌握分寸，张弛有度。他们给孩子讲有意义的故事，适时亲吻、拥抱、爱抚他们，及时纠正孩子的问题。
毋庸置疑，父母的爱，决定了家庭教育质量的优劣。充满爱的教育带来幸运；缺乏爱的教育只能导致不幸。富有爱心的父母，善于审视孩子的需要，做出理性、客观的判断。他们也可能在面临痛苦抉择时，与孩子一道经受痛苦和折磨。孩子也当然会逐渐意识到，父母甘心陪着忍受苦楚的一片苦心。他们未必立刻流露感激之情，却可以领悟到痛苦的内涵和真谛，他们提醒自己：“既然爸爸妈妈愿意陪着我忍受痛苦，痛苦就不见得那么可怕，而且未必是太坏的事。我也应该承担责任，面对属于自己的痛苦。”———这就是自律的起点。
父母付出的努力越大，孩子感受到的重视程度，就越是强烈。有的父母为掩饰在家庭教育上的失败，就会不停地告诉孩子，说自己是多么爱他们，多么重视他们，云云，但真相无法逃过孩子的眼睛。孩子不会被谎言和欺骗长期蒙蔽，他们渴望得到父母的爱，但父母一再出尔反尔，只会让他们渐失信心。即便他们表面不会牢骚不断，或大发雷霆，可父母的教导和许诺，近乎一钱不值。更为糟糕的是，他们会情不自禁地模仿父母，拷贝父母的处世方式，将它视为人生的标准和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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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的过错(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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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沐浴着父母的爱的孩子，心灵却可以健全发展。他们也可能因父母一时的忽视表示不满，然而他们对父母的爱感激不尽。父母的珍视让他们懂得珍惜自己，懂得选择进步而不是落后，懂得追求幸福而不是自暴自弃。他们将自尊自爱作为人生起点，这有着比黄金还要宝贵的价值。
“我是个有价值的人”，有了这样宝贵的认知，便构成了健全心理的基本前提，也是自律的根基。它直接来源于父母的爱。“天生我材必有用”，这种自信须从幼年培养，不然成年后再作补救，往往事倍功半。孩子幼年起就享受到父母的爱，成年后即便遭遇天大的挫折，幼年培养的强大自信，也会使其鼓足勇气，勇敢地战胜困难，而不致自暴自弃。
自尊自爱的感觉，是自律的基础。自律的核心，就是学习自我照顾，承认自我价值的重要性，并采取一切措施照顾自己，这是走向自立的关键。假如懂得自我珍惜，我们就会合理安排时间。那个拖延工作的财务分析师的问题，就在于她一度忽略和漠视时间的价值，因此郁郁寡欢，无谓地虚度光阴。童年时，她曾有过不幸的遭遇：亲生父母有能力照顾她，可是每逢学校放假，他们都会拿出钱，把她送到养父母家中，她从小就体验到寄人篱下的感觉。孩子觉得父母不重视她，也不愿意照顾她，她从小就觉得低人一等。她长大以后虽聪明能干，自我评价却低得可怜。所以，她不得不从最基本的自律做起。意识到时间有多么重要，她终于重新设定时间表，让每一分、每一秒都得到充分利用。
孩子童年时能得到父母的爱和照顾，长大后内心就会拥有安全感。所有的孩子都害怕被遗弃。孩子到了六个月大，就会意识到自己与父母彼此分离，这使他们感觉无助。他们知道，依靠父母提供物质资料，才能获得生存，遭到遗弃就无异于死亡，所以害怕任何形式的遗弃。父母对此都有敏锐的直觉，他们向孩子做出保证：“我们是爱你的，永远不会丢弃你不管。”“爸爸妈妈当然会回来看你，我们会永远陪伴在你的身边。”“我们是不会忘记你的。”父母做出保证并以切实行动配合，孩子到了青春期和青年时期，潜在的恐惧就会消失，就不会只贪图一时的安逸，甘愿以某种方式推迟暂时的满足感。他们知道，只要耐心等待，他们的需求最终都会实现，就像家庭和父母做出的保证一样。
很多孩子没有这种运气，从幼年起就遭受父母的遗弃、忽略、殴打乃至死亡的威胁，或者就像那个财务分析师，一向缺少父母的疼爱和关心。即便没有类似不幸，也会因为没有父母的爱的保证，生活在恐惧的阴影中。有些父母贪图省事，想让家庭教育更快生效，动用威吓性的“遗弃”手段告诫孩子：“照我的话做，不然我绝不会爱你。你可以想象，你会落得什么下场！”———那当然意味着抛弃和死亡。父母把爱心丢到一边，取而代之的，是缺乏人性的专制，这使得孩子对未来充满恐惧。他们觉得世界不安全，甚至把世界看成是地狱，这种感觉会一直带到成年时期。他们不愿推迟满足感和安全感，更想选择当即透支快乐和满足。他们觉得未来遥远而渺茫，让他们缺乏起码的信赖感，哪怕未来要比现在好过许多倍，他们也宁可选择得过且过。
要让孩子养成推迟满足感的习惯，就必须让他们学会自律；要让他们养成自律意识，对安全感产生信任，父母必须以身作则。这些心灵的财富，来自父母表里如一的爱，来自父母持之以恒的照顾，这是父母送给子女最好的礼物。假如这些礼物无法从父母那里获得，孩子也有可能从其他渠道得到，不过获得礼物的过程，必然是一场更为艰辛的奋斗，通常要经过一生的鏖战，而且常常以失败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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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问题的时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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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父母的爱对子女的自律，以及对推迟满足感的影响，我们不妨看看不能推迟满足感，对于成年生活有怎样的影响。虽然多数成年人都具备推迟满足感的能力，他们可以顺利读完高中和大学，继而投身社会生活，没有锒铛入狱的不幸，但是，他们的发展仍是不完善的，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样也不完善。
说来可笑，我到了37岁，才学会修理日常物品和器具，此前不管是修水管、修电灯，还是根据复杂的说明书组装玩具或者家具，我都是一窍不通，偶尔为之，也总以混乱、失败和沮丧收场。尽管我从医学院光荣毕业，然后安家立业，并在心理治疗和行政管理上小有成就，可处理起机械来却笨手笨脚，活像个愚蠢的傻瓜。我自卑地相信缺乏某种基因，天生就不是解决机械问题的材料。37岁快要结束的那年春天，我星期天在户外散步，看见邻居正在修理除草机。我同他打过招呼，羡慕地说：“哦，你真是能干啊！我从来就不会修理这种玩意儿，还有其他别的东西。”他马上回答：“那是你没有花时间去尝试罢了。”我继续散步，内心越来越不平静，他这句简单而意味深长的话，给了我很大的震撼。我扪心自问：“他说的可能是对的。伙计，也许你真的没那么差劲儿，是吗？”
我铭记他的话，并提醒自己：以后有机会，一定要花时间检验一下。不久我就有机会亲自验证这个疑问。一位女病人的汽车刹车出了问题：被什么东西卡住而无法活动。病人告诉我：汽车仪表板下面有个刹车开关，不过她不知道开关的确切位置，也不知道是什么形状。我自告奋勇地帮她解决这个问题。我躺在方向盘下面的地板上，尽量提醒自己放松。我深深地吐出一口气，然后耐心地观察了好几分钟。我看不懂眼前那成堆的电线啊、管子啊、杆子啊，它们到底是怎么回事？我集中注意力，追踪与刹车有关的机件，弄懂了刹车的运作过程。我最终找到了症结———那个使刹车无法移动的小开关。我又做了细致研究，发现把手指向上一扳，刹车就可以被释放出来。于是我就那样做了：真是想不到，只要指尖给出一盎司的压力，问题就彻底解决了。我异常振奋：嘿，我真是一流的机械师啊！
我的专业与机械无关。我既没有机械专业知识，也不愿解决机械问题，我把时间用在非机械领域上。大多数情况下，我宁愿求助于修理工。我现在知道，这完全是我自己的选择，而不是基因有什么缺陷。我相信除非存在智力障碍，不然只要花时间学习，就没什么问题解决不了。
许多人都没付出时间和精力，去解决知识、社交、心理方面的问题———就像我对待机械问题的态度一样。在得到机械修理启蒙之前，假如我那天缺乏耐心，就会把脑袋伸到病人汽车仪表板下，胡乱扯几根线头，见没有效果，我便会耸耸肩、摊摊手说：“对不起，我搞不清楚是怎么回事，我想我没办法帮上你了。”许多人处理问题，不也是采取这样的态度吗？前面提到的财务师，其实是一位充满爱心、相当努力的母亲，却怎么也管不好两个孩子。孩子的情绪出现异常，或者家庭教育出现问题，她很快就会觉察到。她通常只会根据大脑的即兴反应，随意动用家长权威，譬如强迫孩子多吃早点，提前就寝等等。尽管这么做收效甚微，但她却极少考虑类似方式是否能解决问题。万般无奈之下，最终她只好向我求助，懊恼地对我说：“我拿他们一点儿办法也没有，我该怎么办呢？”这位女士头脑聪明，只要在工作上不再推诿塞责，就会显示出极强的能力，但在解决家庭矛盾上，她立刻就成了智力低下的人。问题的关键出在她对时间的利用上。家庭问题让她头昏脑胀，她只想尽快脱身，尽快缩短自己与问题接触的时间，而不愿花时间来应对这种不舒服的感觉，不愿冷静地分析问题。虽然解决问题能给她带来满足感，而她根本不想去推迟这种满足感，哪怕是一两分钟也不行，最终她没有从问题中积累起任何有效的经验，家庭便因此长期陷入了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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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问题的时机(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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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谈论的上述人士，并非有明显的心理障碍，面对问题时，也不会出现奇特的“智力缺陷”，他们的问题仅仅在于缺少自律。那个财务分析师的情况，足以代表所有的人。我们有谁能够拍着胸脯说：他们总是把足够多的时间用在分析孩子的问题和解决家庭危机上面？又有谁真正学会了自律和自我管理，从而不会消极面对一切问题，不会心灰意冷地摊开双手说：“这超出了我的能力之外”？
和那些缺乏耐心、想让问题马上解决的态度相比，另一种解决问题的态度更低级，也更有破坏性，那就是希望问题自行消失。人人都有这样的倾向：问题一旦出现，就要立刻解决，不然他们就会思绪烦乱、寝食不安，这样的心态显然不切实际，但一厢情愿地等待问题自行消失，这种心态更为可怕，通常不会带来任何好结果。有一个30岁的单身销售员，他在某小城市接受团体治疗期间，与另一个团体治疗成员的妻子偷偷约会。另一个治疗成员是个银行家，最近刚刚和妻子分居。销售员知道，银行家长期处于愤怒和郁闷状态，因为他痛恨妻子离开自己。销售员知道，他对那个银行家和其他团体治疗成员并不诚实，因为他没有透露他和银行家妻子的交往，这违背了团体治疗的基本原则。他也知道，那个银行家迟早会知道妻子同自己的关系。解决这个问题的惟一办法，就是把这种关系在治疗团体里公开，并且取得大家的支持，迎接银行家的怒火和攻讦。不过销售员却什么都没有说。过了三个月，银行家发现了他们的关系，正如预料的那样，银行家大为恼火，他以这件事为缘由，很快中止了治疗。销售员伤害性的举动，终于遭到团体成员的质疑和指责，而他却辩解说：“我以前觉得说出这件事，可能会引起一场激烈的争论，假如我什么都不说，一切都会过去，也不会发生唇枪舌战。我以为等待足够长的时间，问题可能就会消失。”
———问题没有消失，它们仍继续存在，它们是妨碍心灵成长的永远的障碍。
团体治疗专家提醒销售员：为避免解决问题而忽略问题的存在，并指望问题自行消失，这是他人生中的一个大问题。可是四个月以后，就在那年的初秋，销售员又做出了一次匪夷所思的举动：他突然中止了销售工作，开办了一个家具修理公司（这样，他就不必经常出差了）。治疗专家发现他是孤注一掷，就对他的举动的合理性提出质疑，因为冬天（淡季）即将来到，他很可能生意惨淡。那个销售员却认为，公司可以接到很多订单，使他很快渡过难关。二月份，他对大家宣布：他不得不放弃治疗了，因为他已无法支付治疗费用。他一贫如洗，只好另寻职业。在过去五个月里，他一共才修理了七件家具。当他被问到既然前景不妙，为什么没有及早去找一份工作，他回答说：“六个星期以前，我本以为可以很快赚到钱，却没有想到弄到现在这个地步，但当时看上去，我的处境并没有那样急迫啊！可是，我的上帝，现在完全不一样了，我根本没有料到！”显然，他忽视了自己的问题，他终于明白：只有解决“忽视问题”这一问题，他才能继续解决其他问题，才能走向下一步———世界上所有的心理治疗，本质上莫不如此。
忽视问题的存在，反映出人们不愿推迟满足感的心理。我说过：直面问题会使人感觉痛苦。问题通常不可能自行消失，若不解决，就会永远存在，阻碍心智的成熟。我们都有这样的体验：问题降临，必将带来程度不同的痛苦体验。尽可能早地面对它们，意味着推迟满足感，放弃暂时的安逸和程度较轻的痛苦，体验程度较大的痛苦，如此才会得到回报。现在承受痛苦，将来就可得到更大的满足感；而不谋求解决问题，将来的痛苦会更大，延续的时间也更长。
表面看起来，前面那个销售员漠视问题，完全是由于心智不够成熟所致，实际上，如同财务分析师一样，那个销售员也代表了大多数人的情况。曾经有位久经沙场的将军告诉我：“军队最大的问题在任何组织和机构中都同样存在，那就是绝大多数指挥官，只会呆呆坐在办公室里，眼睛盯着大堆问题，迟迟无法做出决定，更谈不上实际行动了，似乎盯上几天几夜，问题就会自行消失一样。”这位将军所指的指挥官，不是某些缺乏意志力的普通人，不是心理脆弱或性格异常的人，而是高级军官，他们资历深厚，接受过严格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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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问题的时机(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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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同样是指挥官，其使命和管理企业一样复杂。正像军队指挥官那样，大多数父母面对孩子的问题束手无策，连续数月乃至数年都无任何举措，只可一味拖延。有的家长连续五年没有进展，不得不向儿童心理学家求教。她沮丧地说：“我原本以为孩子长大些，就不再像小时候那样不懂事，可局面一点儿变化也没有。”父母做出某些决定的确很难，随着孩子年龄增长，个别问题可能消失，但终归是极少数。在孩子成长的过程中，适当给予指导和帮助，多了解他们的问题，必然是有益的事情，问题拖得越久，就越是难以应付，甚至积重难返，解决起来自然更加艰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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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担责任(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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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及时解决人生的难题，它们就会像山一样横亘在我们眼前。
很多人显然忽略了其中的道理。我们必须面对属于自己的问题，这是解决问题的基本前提。避之惟恐不及，认为“这不是我的问题”，显然一点好处也没有；指望别人解决，也不是聪明的做法。惟一的办法———我们应该勇敢地说：“这是我的问题，还是由我来解决！”相当多的人只想逃避，他们宁愿这样自我安慰：“出现这个问题，不是我而是别人的原因，是别人拖累了我，是我无法控制的社会因素造成的，应该由别人或者社会替我解决。这绝不是我个人的问题。”
趋利避害，逃避责任，这种心理趋向令人遗憾，有时甚至达到可笑的程度。我过去曾随美国军队驻扎在冲绳岛，当时有个美军军官酗酒成瘾，问题严重，只好找我做心理咨询，看看是否有可能解决。他否认自己饮酒成性，还认为酗酒不是他的个人问题。他说：“在冲绳岛，我们晚间无事可做，生活实在是无聊，除了喝酒，还能做什么呢？”
我问他：“你喜欢读书吗？”
“是啊，当然啊，我喜欢读书。”他说。
“既然如此，你晚上以读书代替喝酒，不是更好吗？”
“营房里太吵闹，我可没心思读书。”
“那么去图书馆看书怎么样呢？”
“图书馆距离太远了。”
“难道图书馆比酒吧还要远吗？”
“唉，说实话吧，其实我也不怎么爱读书。我的兴趣不在读书上，我原本就不是个爱读书的人。”
我换了话题，继续问道：“你喜欢钓鱼吗？”
“当然啊，我太喜欢钓鱼了。”
“那么，你为什么不以钓鱼来代替喝酒呢？”
“我白天得工作啊。”
“难道晚上就不能钓鱼了吗？”
“当然不能啊，冲绳岛晚上没什么地方可以钓鱼。”
“好像不是吧，据我所知，这里有好几家夜间钓鱼俱乐部，我介绍你到那里去垂钓，你觉得怎么样呢？”
“嗯……怎么说呢，其实我也不是那么喜欢钓鱼。”
“听你的意思，”我指出他的问题，“在冲绳岛这里，除了喝酒以外，其实还是有其他事情可做的，但是确切地说，惟有喝酒，才是你最喜欢的事。”
“我想你说的没错。”
“可是，你总是饮酒过量，以至于违犯军纪，给你带来了不小的麻烦，对不对？”
“有什么办法呢？驻扎在这个该死的小岛，人人整天只有靠喝酒打发时间，这难道是我一个人的问题吗？”
我同他交谈了很久，但这位军官总是固执己见，不愿承认酗酒是他的个人问题。他也不肯接受我的建议：只要凭借毅力和决心，再加上别人的帮助，就可以彻底解决问题。我只好无奈地通知他的上司：他根本不肯接受帮助，他的固执让我无能为力。就这样，那个军官继续酗酒，最终被开除军职。
在冲绳岛，有一位年轻的军人妻子，她用剃须刀片割开了手腕，被送到抢救室急救。后来，我在病房里见到她，我问她为什么要这么做。
“我当然是想自杀了。”
“你为什么想自杀呢？”
“这个地方让我觉得无聊和乏味，我一刻也忍受不了。你们必须把我送回国内，要是还得呆在这里，我还是会自杀的。”
“住在冲绳岛，为什么让你感觉那么痛苦呢？”
她抽泣着说：“我在这里什么朋友也没有，我一直都很孤独。”
“这确实很糟糕。可是，你为什么不去交朋友呢？”
“因为我住在冲绳岛该死的居民区，那里没人说英语。”
“那你为何不驾车去美军家属区，或者去参加军人妻子俱乐部，在那里结交朋友呢？”
“因为我丈夫白天得开着车上班。”
“既然你白天孤独和无聊，为什么不开车送你丈夫上班呢？”我问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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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担责任(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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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我们的汽车是变速挡，不是自动挡，我不知道怎么开变速挡汽车。”
“你为什么不去学习驾驶变速挡汽车呢？”
她盯住我，说：“就在那种道路上学习吗？你一定是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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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官能症与人格失调(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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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助于心理医生的大多数人，不是有神经官能症，就是患有人格失调。它们都是责任感出现问题所致，其表现症状却恰恰相反：神经官能症患者为自己强加责任，患有人格失调的人却不愿承担责任。与外界发生冲突和矛盾，神经官能症患者认为错在自己，人格失调症患者却把错误归咎于旁人。前面那位酗酒的军官，认为责任在冲绳岛，不在他自己；而那个军人妻子觉得，面对孤独她无能为力。我在冲绳岛工作期间，还接待过一位患有神经官能症的女士，过度的寂寞让她难以忍受。她说：“我每天都会驾车到军属俱乐部，希望结识到新朋友，可那个地方总是让我心烦意乱，我感觉其他军人妻子都不愿和我在一起，我想我一定有什么问题，我的性格可能太内向了。我无法理解，我为什么不受欢迎呢？”这位女士曾认为自己是世上最不幸的人，认为寂寞完全是自己性格怪异、咎由自取的结果。治疗发现，问题在于她的智商高于常人，进取心也比一般人强烈。她和其他军官妻子以及丈夫格格不入，是因为和他们相比，她的智商更高，进取心更强。她终于意识到感觉孤寂，不是自身有多么大的缺点。就这样，她做出了适合自己的选择：不久后她和丈夫离了婚，回到大学校园，一边读书，一边抚养孩子。她如今在一家杂志社当编辑，嫁给了一位事业有成的出版商。
神经官能症患者常常把“我本来可以”、“我或许应该”、“我不应该”挂在嘴边。不管做任何事，他们都觉得能力不及他人，他们缺少勇气和个性。人格失调症患者则强调“我不能”、“我不可能”、“我做不到”，他们缺少自主判断及承担责任的能力。治疗神经官能症，比治疗人格失调症容易得多，因为前者坚持问题应由自己负责，而非别人和社会所致。治愈人格失调症患者则较为困难，他们顽固地认为问题和自己无关，他人和外界才是罪魁祸首。不少人兼有神经官能症和人格失调症，统称为“人格神经官能症”。在某些问题上，他们把别人的责任揽到自己身上，内心充满内疚感；而在别的问题上，他们却一推了之。治疗人格神经官能症，不见得如想象的那样困难，首先治愈其神经官能症，就能让患者对治疗树立信心，进而接受医生的建议，纠正不愿承担责任的心理，消除人格失调的根源。
几乎人人都患有程度不同的神经官能症或人格失调症，因此，只要及时求诊，对于心理健康大有好处。人生一世，正确评估自己的角色，判定该为何人、何事负责，既是我们的责任，也是无法逃避的问题。评估责任归属，必然让我们感觉痛苦，从而产生回避倾向。从内心出发，做出权衡，当事人须自我反省，其中的痛苦和折磨，令不少人望而却步。好逸恶劳显然是人类的天性。某种意义上，所有的孩子都患有人格失调，都会本能地逃避责罚。兄弟姐妹打架，大人追究起来，他们会忙不迭地推卸责任。不少孩子也都患有某种神经官能症。他们理解力有限，就会把承受的苦楚看成是罪有应得。缺少关心的孩子自惭形秽，认为自己不够可爱，缺点大于优点，他们从来不会想到，这是根源于父母缺乏爱和照顾。他们无法得到异性的青睐，或在运动方面差强人意，也都一概怀疑自己有严重的能力缺陷。他们难以意识到，即便发育迟缓、智力平平，他们仍是正常的人。人人都需要多年经验，让心智不断成熟，才能够正确认识自己，客观评定自己和他人应该承担的责任。
随着子女的成长，父母随时可以提供帮助。但如果父母却逃避责任，甚至提醒孩子：问题是他们咎由自取，而不是做父母的责任。那就难以满足孩子的需要。当然，把握教育的时机也不容易，这是长久而艰辛的工作，父母需要保持敏感，了解孩子的需要，投入时间和精力，哪怕是承受痛苦，父母也需要付出更多的爱，承担起自己的责任。
除了缺乏敏感或者忽视教育，许多父母还有别的缺点。程度轻微的神经官能症患者，倒是能履行家长职责，除非他们工作压力过大，以致无力履行为人父母的本分；人格失调者则多是不称职的父母，本人却不知不觉。心理学界有一种公认的说法：“神经官能症患者让自己活得痛苦，人格失调者却让别人活得痛苦。”也就是说，神经官能症患者把责任揽给自己，弄得疲惫不堪；人格失调症患者却嫁祸别人，首当其冲的就是其子女。他们不履行父母的责任，不给孩子需要的爱和关心。孩子的德行或学业出现问题，他们从来不会自我检讨，而是归咎于教育制度，要么就抱怨和指责别的孩子，认为是他们“带坏”了自己的孩子。嫁祸于人显然是有意逃避责任。父母常常指责孩子：“你们这些孩子，都快把我逼疯了！”“要不是你们这些捣蛋鬼，我才不会跟你们的爸爸（妈妈）结婚！”“你们的妈妈神经衰弱，都是你们造成的！”“要不是为了抚养和照顾你们，我原本可以顺利读完大学，干一番真正的大事业。”他们为孩子日后逃避责任提供了榜样，还给孩子这样的信息：“我的婚姻很不幸、我的心理不健康、我的人生潦倒不堪，完全是你们的责任。”孩子无法理解这种指责多么不合理，就将责任归咎于自己，由此成了神经官能症患者。因此，父母有人格失调症状，孩子自身也会出现人格失调症或神经官能症，长辈的问题影响下一代成长，这种情形司空见惯，遗患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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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官能症与人格失调(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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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有人格失调的父母，为孩子树立的是反面的榜样。他们的病情，也会影响到婚姻、交友和事业。他们不肯担负起自己的责任，导致人生问题重重。前面说过，面对问题要挺身而出，不然它们会永远存在，人格失调症患者完全背离这种做法，不由自主地把责任推给配偶、孩子、朋友、父母、上司，或者推给其他抽象事物———带来“坏的影响”的组织机构，比如学校、政府、种族歧视、性别歧视、社会制度、时代潮流等等，但问题却始终存在。他们推卸责任时，可能感觉舒服和痛快，但心智却无法成熟，常常成为集体、社会的负担。人格失调症患者把痛苦转移到集体和社会身上，让人想起上世纪六十年代，埃尔德里奇·克里佛（美国黑人作家）一句流行的话：“你不能解决问题，你就会成为问题。”其实，这句话是对所有人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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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避自由(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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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心理诊断而患有人格失调症的人，逃避责任的程度常常相当严重。人人都有逃避责任的倾向，哪怕是以微妙的方式逃避，我本人就是一个例子。我在30岁时，幸运地得到了麦克·贝吉里的指点，才克服了轻度人格失调倾向。当时，在贝吉里主任负责的精神科门诊部，我担任医生并接受医疗培训。和其他医生一样，我负责接待新来的病人。或许是我责任心太强（不管是对待病人还是职业本身），工作日程表排得满满的，工作量远远多于其他同事。别的医生每周接待一次病人，我每周则要接待两三次，造成的结果可想而知：我看着其他医生每天下午四点半，就会陆续下班回家，而我的接诊排到晚上八九点钟，不得不在门诊部持续逗留，这使我感到不满和怨恨，疲劳感与日俱增。我意识到必须改变这种局面，不然我肯定会崩溃的。我去找贝吉里主任反映情况，希望他给我安排几周不再接待新的病人，以便有充裕时间跟上工作进度。我暗自揣测：“他应该觉得我的想法是可行的，对吗？还有，他是否想过其他解决问题的方法呢？”在贝吉里主任的办公室，他耐心而认真地听我抱怨，一次也没有打断我。我说完后，他沉默了一下，同情地对我说：“哦，我看得出来，你遇到麻烦了。”
他的关心和体谅，让我很是感激。我的心情放松下来，笑着说：“谢谢您。那么，您认为我应该怎么办呢？”
他回答说：“我不是告诉你了吗，斯科特，你现在有麻烦了。”
这是什么回答啊，简直是驴唇不对马嘴，完全不是我期待的，我多少感到不悦。“是的，”我再次问道：“您说得没错，我知道我是有麻烦了，所以才来找您的。您认为我该怎么办呢？”
他说：“斯科特，你没把我的话往心里去。我刚才听了你的想法，我理解你的状况，你现在的确有麻烦了。”
我激动地说：“好啦，好啦，真是活见鬼啊，我知道我有麻烦了，我来这里之前就知道了。可问题在于，我究竟该怎么办呢？”
“斯科特，”他回答说，“好好听我说，我只和你再讲一遍，你要认真听好：我同意你的话。你现在确实有了麻烦！说得再清楚些，你的麻烦和时间有关。是你的时间，不是我的时间，所以不是我的事。你，斯科特·派克，你在处理时间表上出了问题，我要说的就是这些。”
真是不成体统，我气得要命，猛然转过身，大步走出贝吉里的办公室。我的怒火久未平息，对贝吉里恨得要命，足足持续了三个月。我坚信他患有严重的人格失调症，不然怎么可能对我的问题漠然置之呢？我态度谦虚地请他帮助，可这个该死的家伙，不肯承担起他的责任，哪里还有资格做门诊部主任！作为门诊部主任，这样的问题都不能解决，到底还能做什么呢？
三个月过后，我意识到贝吉里主任没有错，患有人格失调症的是我，而不是他。我的时间是我的责任，如何安排时间，应由我自行负责，而且只有我本人才有权处理优先次序。我比其他同事花更多时间治疗病人，那也是我自行选择的结果。看到同事们每天比我早两三个钟头回家，当然令我感到难受。妻子抱怨我越来越不顾家，同样令我感到难过和愤懑，但这不正是我自行选择的结果吗？我的负担沉重，并非是职业的残酷性使然，不是命运造成的结果，也不是上司残忍的逼迫，这是我自己选择的方式。出现问题，是我没有及时改变工作方式。想通了这一切，我的状况就有了改变。对于比我更早下班的同事，我不再有任何妒忌、抱怨和憎恨。他们采取和我不同的工作方式，我就心怀不满，这实在毫无道理，因为我也可以像他们那样安排时间。憎恨他们自由自在，其实是憎恨我自己的选择，可是，这种选择却让我引以为荣，甚至一度沾沾自喜呢！
为个人行为承担责任，难处在于它会带来痛苦，而我们却又想极力规避这种痛苦。我请求贝吉里大夫替我安排时间，其实是逃避自行延长工作时间的痛苦，但这是我选择治病救人的必然后果。我向贝吉里主任求助，是希望增加他控制我的权力。我是在请求对方：“为我负责吧，你可是我的上司！”我们力图把责任推给别人或组织，就意味着我们甘愿处于附属地位，把自由和权力拱手交给命运、社会、政府、独裁者、上司。埃里克·弗洛姆将其所著的讨论纳粹主义和集权主义的专论命名为《逃避自由》，可谓恰如其分。为远离责任带来的痛苦，数不清的人甘愿放弃权力，实则是在逃避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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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避自由(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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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一个熟人，他头脑聪明，却郁郁寡欢。他经常抱怨社会上压迫性的力量：种族歧视、性别歧视，缺乏人性的企业军事化管理。他对乡村警察干涉他和他的朋友留长发，更是感到不满和怨恨。我一再提醒他：他是成年人，应当自己做主。幼小的孩子依赖父母，当然情有可原，父母独断专行，孩子也没有选择的余地。对于头脑清醒的成年人而言，他们则可不受限制，做出适合的选择。诚然，选择也不意味着没有痛苦，自由不意味着与痛苦绝缘，不妨“两害相权取其轻”。我相信世界上存在压迫性的力量，可是我们有足够的自由与之对抗。我的熟人住在警察排斥长发的乡下，却又坚持要留长发，实际上，他可以搬到城市（那里对于留长发应该更加宽容）或索性剪掉长发；他甚至可以为捍卫留长发的权利，参加警长职位的竞选。奇怪的是，他却没意识到他拥有上述选择的自由。他哀叹缺少政治影响力，却从未承认个人的选择力。他口口声声说他热爱自由，与其说压迫性的力量让他受到伤害，不如说是他主动放弃自由和权力。我希望将来有一天，他不再因人生充满选择而牢骚不断，不再终日与烦恼、忧愁、愤怒和沮丧为伴。
希尔德·布鲁茨博士在她的《心理学研究》前言部分，这样解释一般病人寻求心理治疗的原因：“他们都面临一个共同的问题———感觉自己不能够‘对付’或者改变现状，因此产生恐惧、无助感和自我怀疑。”大多数病人力不从心的根源，在于他们总想逃避自由，不能够为他们的问题、他们的生活承担责任。他们感到乏力，在于他们放弃了自己的力量。如果得到治疗，他们就会知道，作为成年人，整个一生都充满选择和决定的机会。他们接受这一事实，就会变成自由的人；无法接受这种事实，永远都会感到自己是个牺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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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重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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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重事实，是自律的第三种原则。尊重事实，意味着如实看待现实，杜绝虚假，因为虚假与事实完全对立。我们越是了解事实，处理问题就越是得心应手；对现实了解得越少，思维就越是混乱。虚假、错觉和幻觉，只能让我们不知所措。我们对现实的观念就像是一张地图，凭借这张地图，我们同人生的地形、地貌不断协调和谈判。地图准确无误，我们就能确定自己的位置，知道要到什么地方，怎样到达那里；地图漏洞百出，我们就会迷失方向。
道理很明显，但多数人仍然漠视事实。通向事实的道路并不平坦，我们出生时，并不是带着地图来到世界的。为在人生旅途上顺利行进，我们需要绘制地图，为此显然要付出努力。我们的努力越大，对事实的认识越清楚，地图的准确性就越高。相当多的人却对认识事实缺乏兴趣。有的人过了青春期，就放弃了绘制地图。他们原有的地图窄小、模糊、粗略，对世界的认识狭隘而偏激。大多数人过了中年，就自认为地图完美无缺，世界观没有任何瑕疵，甚至自以为神圣不可侵犯，对于新的信息和资讯，他们也没有多少兴趣，似已疲惫不堪。只有极少数幸运者能继续努力，他们不停地探索、扩大和更新自己对于世界的认识，直到生命终结。
绘制人生地图的艰难，不在于我们需要从头开始，而是惟有不断修订，才能使地图内容翔实和准确。世界不断变化，冰山来了，冰山继而消退；文化出现，文化随即消失；技术有限，技术又似乎无限……我们观察世界的角度，也处于更新和调整中。我们从弱小的、依赖性很强的孩子，一点点地成长为强有力的、被他人依赖的成年人；我们生病或衰老时，力量再次消失，我们又变得虚弱而且更有依赖性。成家立业、生儿育女，都会使我们的世界观发生改变。孩子从婴儿长到青春期，我们的心情也会发生变化。我们贫穷时，世界是一种样子；我们富有了，世界又是另外的样子。身边每天都有新的资讯，要吸收它们，地图的修订就要不断进行。足够多的崭新资讯累积成山，我们甚至不得不对地图做大规模修订，这使修订工作越发艰难，有时给我们带来更大的痛苦，这也成为许多心理疾病的根源。
人生苦短，我们只想一帆风顺。我们由儿童成长为青年人、中年人乃至老年人，付出不懈的努力，才成就了人生观、世界观的地图，似乎各方面都完美无缺。一旦新的资讯与过去的观念发生冲突，需要对地图大幅度修正，我们就会感到恐惧，宁可对新的资讯视而不见。我们的态度也变得相当奇特———不只是被动抗拒新的资讯，甚至指责新的资讯混淆是非，说它们是异端邪说，是来自邪恶势力。我们想控制周围的一切，使之完全符合我们的地图。我们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远比修订地图本身多得多），去捍卫过时而陈腐的观念，却不去考虑如何更新旧的地图，这是多么可悲的事情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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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情：过时的地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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抱残守缺，与现实脱节，这是不少人的通病。坚守过时的观念，对现实漠然置之，是构成诸多心理疾病的根源，这种情形，心理学家称之为“移情”。不夸张地说，有多少心理学家，就有多少关于移情的定义，而我的定义是：把产生于童年时期，并似乎一直适用的对于现实的观念和反应（它们通常具有特殊的意义，甚至具有挽救生命的重要性），不恰当地转移到成年人的世界里，这就是心理学上的“移情”。
移情，是心理治疗的常见症状。移情过程可能很微妙，也极具普遍性和破坏性。我曾接待过一个三十多岁的病人，对于他的心理治疗，因其移情程度过重而宣告无效。他是一个电脑技术员，因妻子带着两个孩子离去，不得不向我求助。失去妻子并未让他痛苦，失去孩子却让他无法接受。孩子对他的意义大于妻子。妻子曾暗示他：除非他去看心理医生，恢复正常状态，不然她们永远不会回到他的身边。为了得到孩子，他只好接受心理治疗。我了解到妻子对他不满，原因不止一个：他心胸狭窄，经常无故产生妒忌心理，与此同时，他却疏远妻子，对她缺乏关心和体贴。他频繁更换工作，也令妻子难以忍受。早在青春期时，他的生活就混乱不堪：经常与警察冲突，曾因酗酒、斗殴、游荡、妨碍公务等罪名三度入狱。他大学的专业是电子工程，后来他被校方开除了，他似乎并不在意，就像他说的：“我的那些老师都是伪君子，和警察没什么区别。”他头脑灵活，在电脑界找到工作原本不在话下，奇怪的是，不管做什么工作，都没法坚持下来，顶多不会超过一年半，获得提升更是难上加难。他有时是被单位解雇的，更多的原因则是经常同上司争吵，因而被迫辞职。他这样描述他的上司：“他们都是骗子、谎言家，他们只想保护好他们的臭屁股。”他总是说：“你不能相信任何人。”他声称童年生活正常，事实却似乎相反。他在不经意间，多次回忆起父母带给他的极度失望。他们答应在他生日那天，送给他一辆脚踏车，后来却把承诺抛到脑后。有时候，他们甚至会忘记孩子的生日。他本人很伤心，却不认为情形有多么严重，他只是想到“他们可能太忙了”，所以才顾不上他。他们答应与他共度周末，最后不了了之，理由还是“工作太忙”。还有好几次，他们说好到约定地点（比如聚会场合）去接他，最后却忘得一干二净，而原因仍旧是：“他们的脑子被太多事情占满了。”
父母的漠不关心，让病人的童年充满了阴影，他被悲伤和失望的感觉所缠绕，逐渐地或是突然间———我不清楚是哪一种———他做出结论：他的父母是不可信任的人。有了这样的看法，他的心境逐渐有了转变。他感觉似乎舒服了很多。他不再对父母抱有太多期待，也不再把其承诺当一回事———他对父母失去了信任，感觉失望的次数大大减少，痛苦的程度也大大降低了。
这个病人的移情得不偿失。父母是孩子的榜样这一前提，竟然导致他成了不幸的人：他没有机会拥有更称职的父母，他以为他的父母对待他的方式，是所有父母对待子女的惟一方式，他对现实的看法也在发生变化。他最初的结论是：“我不能相信父母，他们是不值得信任的。”后来进一步认清了“事实”：“我不能相信任何人，没有谁是靠得住的。”这成为其人生地图的主旋律，并伴随他进入青春期和成年时期。他一再同权威人物发生冲突：警察、教师、上司。这些冲突越发使他感觉到，凡是具有某种权威，能给予他什么东西的人，都是不可信任的。他固然有重新修订地图的机会，但所有机会全部错过了。首先，他很难去接受一个事实：在这个世界上，有些人是值得信任的。他认为如果冒险去信任他们，无异是偏离了固有的地图。其次，要想修订地图，他必须重新评价他的父母，他必须承认父母其实不爱他，他们的冷漠根本就不正常，他的童年也不正常，承认这些，无疑会给他带来剧烈的痛苦。第三，“任何人都不值得信任”这一结论，是他根据自身体验做出的某种调整，这曾使他的痛苦感受大大降低。把这种调整完全放弃，做出新的调整，对于他是异常艰难的事。他宁愿维系过去的心态，就是不能信任任何人。他还不自觉地产生主观臆想，进一步来巩固自己的信念。他强迫自己疏远所有的人，甚至不让自己同妻子过于亲密。在他看来，他的妻子同样不可信任，惟一可靠的就是孩子，因为他们是惟一权威不在他之上的人，是他在世界上惟一能够信任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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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情：过时的地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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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情现象本身就是一种“地图”。病人向心理医生求助，是因为旧地图已不再生效，但头脑中的观念仍然根深蒂固。他们拒绝做出调整，甚至为了捍卫旧地图的有效性，进行针锋相对的反抗。这样，心理治疗就很难取得任何进展，那个电脑技术员就属于这种情形。一开始，他要求星期六前来就诊，过了三次，他就破坏了约定，因为他找到了一份周末兼职差事：帮助别人修剪草坪。我建议他把就诊改在星期四的晚上，可是过了两次，他就因单位加班而中断治疗。我不得不重新调整接诊日程，把时间改在星期一晚上，因为他说过，星期一很少加班。同样，仅仅过了两次，因为加班，他连周一晚上的就诊也取消了。我开始感到怀疑，我问他是否真的需要不停地加班，因为我不可能再安排别的时间为他治疗。他最终承认：其实公司并未要求他加班，他只是希望多赚取额外的收入。在他看来，工作远比治疗更加重要。他对我说，如果星期一晚上不加班，就会在星期一下午四点左右，打电话通知我。我坦率地对他说，这种安排不适合我，我不可能把周一晚上的计划统统放到一边，专心等待他不确定的就诊。他感觉我过于苛刻和冷漠，因为我竟然把我的时间看得比他还重要，所以根本不关心他的病情，简而言之，他认为我这个人不值得信任。到了这个地步，我们的合作只好中断，我也成了他旧地图上新的“界标”。
移情现象不仅存在于心理医生和病人之间。父母和子女、丈夫和妻子、上司和下属之间，朋友、团体以及国家之间，都会存在移情问题。在国际关系中，移情是个有趣的研究课题。国家首脑同样是人，他们部分人格，都是童年经验塑造的结果。他们的言行，导演出许多值得思考的政治现象，譬如，希特勒追随的是什么样的心灵地图，它从何而来？从越战开始到战后，美国历经几任总统，各自都有怎样的人生地图？我想，他们的地图肯定各不相同。在上世纪三十年代，人们的地图是怎样的？他们普遍的心理和行为，对于美国经济大萧条有着怎样的影响？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成长的一代，他们的人生地图又是什么模样呢？如果说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国家经历塑造的地图，导致美国领导者发动了越战，那么六七十年代的现实状况，又将给我们的未来带来什么样的结果呢？从政府首脑到普通民众，我们应该如何尊重事实，及时修订人生地图呢？
逃避现实的痛苦和不幸，是人类的天性，只有通过自律，才能逐渐克服现实的痛苦。我们必须尊重事实，尽管这会带来痛苦，但远比我们的个人利益和暂时的舒适更为重要。我们必须淡化暂时的不适之感，应该追求真理而不是幻象，并愿意承受所有的痛苦。要让心灵获得成长，让心智走向成熟，就要竭尽全力，永远尊重事实，乃至献身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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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接挑战(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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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身真理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们要自我反省。我们通过自身与外界的接触来认识世界。我们不仅要观察世界本身，也要对观察世界的主体（我们自身）进行反省。心理学家大都清楚：要了解病人的移情现象和心理冲突，治疗者首先要认清自身的移情和冲突，所以，心理学家也要学习和自律，甚至接受必要的心理治疗。遗憾的是，并非所有心理学家都能做到，他们也许能客观地观察外在世界，却不能以缜密的眼光观察自我。就世俗的标准看来，他们可能忠于职业，却未必充满智慧。智慧，意味着将思考与行动紧密结合。在过去的美国，“思考”（自我反省）没有受到高度重视。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人们把阿德莱·斯蒂文森（1835－1914，美国副总统）讽刺为“书呆子”，还认为他不会成为出色的管理者，因为他这个人想法过多，经常陷入自我怀疑的状态中。事实上，斯蒂文森的政绩令人瞩目，完全推翻了人们的猜想。我也亲耳听到过，有的父母严肃地提醒青春期的子女：“你思考得太多，只会把自己累坏。”这实在是荒谬，人之为人，就在于我们具有特殊的“大脑额叶”（解剖学词汇），使我们有着异于其他动物的反省能力。随着科学和文明的进步，我们昔日的态度似乎可以改变，我们意识到，自我反省和自我审视，对于我们的生存至关重要。反省内心世界的痛苦，往往大于观察外在世界的痛苦，所以，很多人逃避前者而选择后者。实际上，愿意献身真理对于我们的非凡价值，将使痛苦显得微不足道。自我反省的快乐，甚至远远大于痛苦。
献身真理，意味着敢于接受其他制图者———外界的质疑和挑战，由此确定地图是否与事实符合。不然，我们就将生活在封闭的系统里———就像是单间牢房，我们“反复呼吸自己释放的恶臭空气”———如同塞尔维亚·普拉斯（美国女诗人）的比喻，沉湎在个人幻想里。修订地图带来的痛苦，使我们更容易选择逃避，不容许别人质疑我们的地图的有效性。我们可能对孩子说：“不许顶嘴，我们是你们的父母，在家里我们说了算。”我们对配偶说：“我们就这样维持现状吧。你说我的不是，我就会闹得天翻地覆，让你后悔莫及。”我们上了年纪，就会对家人和外人说：“我又老又弱，你为什么还要和我过不去？我这么大年岁，可你居然对我指手画脚！我的晚年活得不开心，那都是你的责任。”我们是老板和上司，就会对雇员说：“据说你有胆量怀疑我，还要向我挑战。你最好想清楚，最好别让我知道，不然就赶快卷铺盖走人吧！”
故步自封，逃避挑战，可说是人性的基本特征之一。不管现实如何变化，我们都有自我调节的能力。逃避挑战是人类的本能，但不意味着它是恰当的态度，不意味着我们无法做出改变。可想而知，我们不小心把大便弄到裤子上、我们一连许多天都不刷牙，想必也是自然的现象或行为，但事实是明摆着的：我们必须超越自然。和原始人相比，现代人已经发生诸多的变化，这说明我们完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违背与生俱来的本性，发展第二天性。人之为人，或许就在于我们可以超越本性，乃至改变本性，尝试去做不合本性的事情吧？
接受心理治疗，大概是一种最违反人类本性、却也最具人性的行为。在心理治疗中，我们不但要释放自己，接受他人最尖锐的挑战，还要为别人的审视和治疗花费金钱。接受心理治疗需要勇气，不少人逃避心理治疗，不是缺乏金钱，而是缺乏勇气。不少心理学家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哪怕他们更需要接受治疗，也从未产生过类似的想法和念头。有些患有心理疾病的人，在别人的印象里属于意志薄弱者，甚至为别人所诟病和讥讽，事实上，他们远比旁观者勇敢，因为他们敢于接受治疗。哪怕是在治疗初期，心理医生对其人生地图提出挑战，与病人的自我意象出现冲突，病人也能坚持下来，这足以证明他们比别人更健康、更坚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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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接挑战(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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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人接受心理治疗，就是迎接他人的质疑和挑战。日常交往和接触，为我们提供了更多接受挑战的机会：在冷饮店里、在会议上、在高尔夫球场上、在餐桌上、在床上；同我们的同事、我们的上司或雇员、我们的伴侣、我们的朋友、我们的情人、我们的父母以及我们的孩子之间的沟通。曾有一位女士前来治疗，她的头发梳得整整齐齐。在一个疗程即将结束前，我注意到，她突然多了一个特殊举动：从治疗椅上坐起来，把头发梳理一遍。这让我产生了好奇，于是询问起原因。“就在几周前，每次从您这里回家，我的丈夫都会注意到，我后面的头发，都被压成了扁平的形状，”她红着脸解释说，“我没有告诉他原因。我害怕他知道我在接受心理治疗，他就会狠狠地嘲笑我。”由此看来，除了治疗本身，我们还要解决治疗以外的问题。心理治疗的任务，似乎从50分钟的办公室治疗，转变成为处理病人的日常生活和情感关系。只有让接受挑战成为习惯，心理治疗才能够真正成功。当这个女士对丈夫开诚布公，告诉他一直与我配合接受治疗时，她的治疗才取得了飞跃。
病人起初只是寻求“安慰”和“解脱”，极少有人有意识地寻求挑战。挑战即将来临时，不少人就可能“落荒而逃”，或至少在脑海里产生逃避之念。让病人明白：接受挑战，才可以带来真正的安慰；心灵接受长期的、甚至经常碰壁的自律，才可能使治疗成功———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心理医生要运用有效的技巧，进行大量工作，才能达到这一目的。心理医生有时还需要设置“陷阱”，有意“引诱”病人坚持治疗，才能避免半途而废。有时候，即使医生和病人有过一年以上的接触，治疗也并未真正开始。
为让病人迅速接受挑战，心理医生经常采用“自由联想”，鼓励病人说出真相。譬如，病人需要说出最先想到的事，“想到什么就说什么，不管它们看上去多么不重要。哪怕它们看上去毫无意义，你也要把它们说出来。如果同时想到了两三件事，就说出你最不愿意说的那件事。”病人积极配合，往往能取得神奇的效果。有的病人有很强的抗拒心理，他们假装配合医生，一边自由联想，一边喋喋地倾诉，却有意隐瞒最重要的部分。比如，某个女人可能用一个钟头时间，说起童年的种种经历，却不想提及引发神经官能症的核心细节———就在某天早晨，她的丈夫一再逼问她，为什么从他们的银行账户中透支了一千元。这样的病人，存心要把心理治疗变成记者招待会———发言人面对提问，总是闪烁其词。实际上，这样的病人不是习惯于撒谎，就是有自欺欺人的倾向。
不管个人还是组织，声称敢于接受质疑和挑战，他们的地图就要接受严格的审视，因此尊重事实、献身真理的人，必然心胸坦荡，以诚待人。我们必须不断自我反省，在言语和行动上，确保我们与别人自如沟通，诚实地反映认知的事实。
诚实可能带来痛苦。人们说谎，就是为了逃避质疑带来的痛苦。在“水门事件”中，尼克松总统说谎的情形，既单纯又可笑，就如同一个打破台灯的四岁孩子，在母亲面前拼命辩解，说台灯是自己从桌子上掉下去的。畏惧挑战带来的正常的痛苦，因而不断逃避和撒谎，无异是有意回避有益的痛苦，这就可能产生相应的心理疾病。
为了规避，人们会选取各种捷径。我们想克服困难，想更快地达到目标，总想选择更容易、更快捷的道路，这就是所谓的“捷径”。毫无疑问，作为正常人，我们都希望自己进步得更快，希望通过合理的捷径，实现心智的成熟，但不要忘记：关键的字眼是“合理”。事实上，我们忽视合理捷径的趋向，和寻求“不合理”捷径一样突出。为了通过某个学位考试，我们可以去阅读一本书的梗概，而不是把整本书读完，这完全可能是合理的捷径。如果梗概内容精炼，吸收了关键材料，我们就可以获得必要的知识，节省大量时间和精力。然而，以欺骗手段参加考试，就不是合理的捷径。它或许能使我们节省更多的时间，而且侥幸的话，欺骗者就会顺利通过考试，并获得渴望已久的学位证书，但他们无法拥有真正的知识。他们的学位，其实是一种欺骗，一种假象，完全不是他们的真实水平。假如这种学位成了人生的基础，那么，欺骗者呈现给世界的面目，也会变成假象和欺骗，而不是真实状况的反映。所以，他们需要更多地、不停地撒谎和掩饰，以保护假象不被揭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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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接挑战(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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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使心智成熟，合理的捷径之一就是接受心理治疗，这一点却常常被人忽视。我们听到的最常见的辩解，就是质疑心理治疗的合理性———“我担心治疗会使我产生更多的依赖，让治疗本身成了一种拐杖，而我不想依赖拐杖前进。”其实，这样的托词，只是对内心恐惧的掩饰。接受心理治疗，对于我们的心灵的意义，有时就和使用锤子、钉子建造房屋一样，它并非是一种必不可少的“拐杖”。没有锤子和钉子，照样有可能修建起一座房屋，但是，整个过程通常缺乏效率，难以令人满意，也很少有哪个工匠或木匠，因为不得不依赖锤子和钉子而对自己异常失望。同样，一个人心智的成熟，即使不通过心理治疗，也完全可以实现，不过整个过程可能枯燥、漫长而艰难。所以，使用有效的工具作为成长的捷径，完全是合情合理的选择。
从另一方面说，心理治疗也可能被用作不合理的“捷径”，这种情形主要出现在某些父母身上。他们为孩子寻求心理治疗，只是一种形式而已。他们希望孩子在某些方面发生变化：不再吸毒，不再乱发脾气，成绩不再下滑，诸如此类。有的父母的确想要帮助孩子成长，他们来看心理医生时，带着想解决问题的良好动机。而有的父母则不然，他们对孩子的问题明显负有责任，但他们只希望心理医生想出神奇的办法，马上改变孩子的状况，但决不能触及问题的本质。例如，有的父母会开诚布公地说：“我们知道我们的婚姻有问题，这可能是导致孩子出现问题的原因。不过，我们不想让自己的婚姻受到太多干扰，我们不想你对我们进行治疗。如果可能的话，我们只希望你治好我们的孩子，让他变得快乐些。”有的人甚至连这种坦率也没有，他们在孩子接受心理治疗之初，尚且表示愿意尽一切力量与医生配合，可是一旦让他们相信：孩子出现心理症状，完全是因为他们夫妻的生活方式不妥，导致孩子日益不满和愤恨成疾，而且长此以往，对孩子心智的成熟没有任何好处，他们的反应就会非常激烈：“什么？想让我们为了他做出改变，而且是彻头彻尾的改变，真是太可笑了！”这样，他们就会离开诊所，寻找别的心理医生，而后者可能按照他们的愿望，给他们提供毫无痛苦的“捷径”———毫无效果可言。最后，他们就会对朋友，也对他们自己说：“为了孩子，我们尽了所有的努力。我们为他找了四个心理医生，但没有任何帮助。”
人们不仅对别人撒谎，也会对自己撒谎。但良知提醒我们不要撒谎，这使我们感到痛苦。违背良知而自欺欺人，由此产生的谎言不可胜数，最常见、也最具破坏性的情形，出现在父母与孩子的关系上，譬如“我们非常爱自己的孩子”，以及“我的爸爸妈妈很爱我”———也许这是事实，即使不是事实，大多数人也不愿承认。在我看来，所谓心理治疗，就是“鼓励说真话的游戏”。心理医生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让病人说出真话。长时间自欺欺人，使人的愧疚积聚，就会导致心理疾病。在诚实的气氛下，病态的心理才能慢慢恢复。心理医生必须释放心灵，对病人开诚布公。如果治疗者不能体验到病人的痛苦，又有什么资格要求病人承担面对现实的痛苦呢？医生了解自身和他人，才能根据自己的经验，为别人提供有效的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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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瞒真相(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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谎言通常分为两种：白色谎言和黑色谎言。所谓黑色谎言，就是彻头彻尾地撒谎，叙述的情况与现实完全不符；所谓白色谎言，其本身或许能反映事实，却有意隐瞒大部分真相。被冠以“白色谎言”的头衔，不意味着脱离了谎言的实质，并且值得原谅。政府利用检查制度，使人们无法了解真相，同样是一种白色谎言———在这种情况下，通过白色谎言欺骗民众的政府不比惯于撒谎的政府更加民主和开明。病人隐瞒大量透支银行存款的原因，对于治疗产生的妨碍，和彻头彻尾地撒谎一样严重。隐瞒部分真相，可能让人觉得无关紧要，白色谎言由此成了最常见的撒谎方式。另外，由于白色谎言不易察觉，其危害甚至远远超过黑色谎言。
与黑色谎言不同，白色谎言常被认为是善意的谎言，戴着“不想伤害别人的感情”的帽子，更容易得到社会的宽容和认可。尽管我们抱怨人和人之间缺乏真诚———譬如父母对孩子的许诺就常常是“白色谎言”，但大量缺乏实质的白色谎言，却被认为是爱的体现。有的夫妻彼此尚能坦诚相待，却无法以同样的姿态对待孩子。他们隐瞒大量事实，比如吸食大麻，夫妻不和；因孩子的祖父母专横跋扈而心怀憎恨；经医生诊断，患有严重的心理失调；进行高风险的股票投机；隐瞒银行存款的数目……类似隐瞒真相的行为，被看作是为孩子着想，实际上，这样的“保护”没有效果。孩子早晚会知道：父母喜欢吸食大麻，经常吵架；他们的祖父母与爸爸妈妈关系不和；妈妈凡事神经过敏；爸爸做股票生意，赔得一塌糊涂。父母的白色谎言不是对孩子的保护，而是对孩子权利的剥夺，让他们无法了解到有关金钱、疾病、毒品、性、婚姻、父母、祖父母及其他方面的真实情形。他们接触的不是诚实的“角色榜样”，而是残缺的诚实、局部的坦率以及有限的勇气。父母以上述方式保护孩子，也可能出自对孩子的爱，只是选择了错误的方式。但大部分父母却以“保护”做幌子，来维护家长的权威，避免孩子发出挑战，其潜台词是告诉孩子：“听着，你要乖巧些，不要随便打听大人的事。就让我们自己来解决吧，这对我们都有好处。”“有些事你最好不要了解，这样你才会有安全感。”“爸爸妈妈的情绪出现异常，你没必要知道原因，这样我们才能相安无事。”
有时候，我们追求绝对诚实的愿望，可能与孩子需要保护这一事实发生矛盾。比如，你和配偶婚姻美满，偶因吵架而冒出离婚之念，这是很正常的事。假如婚姻果真出现危机，孩子终会察觉，即使不告诉他们，他们也会感受到潜在的威胁。可假如你们某晚吵过一架，第二天就对孩子说：“爸爸妈妈昨晚吵架了，而且想到了离婚。不过你们放心，我们眼下不会那么做。”这当然会给孩子增加不必要的负担。同样，心理医生在治疗初期，不要轻易对病人说出结论，病人可能在心理上并未做好准备。在医疗实习第一年，一位男性患者对我叙述起一场梦，他的梦境暗示出，他对可能成为同性恋感到焦虑。我为了表现专业水准，同时想使治疗取得进展，就告诉他：“你的梦表明，你担心自己有同性恋倾向。”他立刻紧张恐惧起来，随后三次接诊，他都没有出现。我花了相当大的努力，还加上一点点运气，才说服他继续治疗。后来进行的二十次治疗，给他带来了难以想象的好处———尽管我们以后再未提及同性恋这一话题。他在潜意识里感到焦虑，不意味着他在意识上做好准备，可以公开地同我探讨个人隐私。我把观察结论告诉他，对于他没有多少好处，甚至是莫大的冒犯。我使他丧失了就诊的勇气，这对医生而言，完全是一种失败。
对于想进入政治和企业高层领域的人而言，限制性地表达个人意见，同样极为重要。凡事直言不讳的人，极易被上司认为是桀骜不驯，甚至被视为“捣乱分子”，是对组织和集体的威胁。若想在组织或集体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更需注重表达意见的时间、场合和方式。若想成为符合需要的集体成员，发表意见须有所节制，而不是随心所欲。换句话说，一个人应有选择地表达意见和想法。当然，出于忠于事实的考虑，我们又渴望直抒胸臆，而不是遮遮掩掩，这使我们处于两难境地：一方面，我们担心祸从口出；另一方面，我们又不想违背诚实和公正的原则，而在二者之间，几无回旋余地，我们很难取得理想的平衡，这的确是高难度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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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瞒真相(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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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常交往中，我们有时要开诚布公，有时则要抑制倾吐想法和感觉的欲望。那么怎样做，才不致违背尊重事实的原则呢？我们应遵循如下规则：首先，永远不要说假话，避免黑色谎言。其次，要牢牢记住：一般说来，不说出全部真相，基本上就等于说谎；非得保留部分真相，那一定是情非得已，且是出于重大道德因素的考虑。第三，不可因个人自私自利的欲望，例如满足权力欲、刻意争取上司的欢心、逃避修订心灵地图的挑战等等，将部分真相隐瞒下来。第四，只有在对对方确有好处的情况下，才可有选择地隐瞒部分真相。第五，尽可能忠实地评估对方的需要。这是一种极为复杂的规则，只有以爱为出发点，才能做出恰当的评判和选择。第六，评估他人对事实的需要，在于对方能否借助我们提供的事实，使心灵获得成长。还要记住，在评估别人运用事实使心灵获得成长的能力上，我们通常都是低估而非高估了这种能力。
履行上述规则，是相当艰巨、无法尽善尽美的工作。很多人惧怕其中的痛苦，宁可选择有限的诚实和开放，这等同于生活在封闭状态中，从来不敢拿出地图，与现实情况进行比照。表面看来，自我封闭显然容易得多，殊不知尊重真理和事实，其收获将远远超过代价。以开放的心态、积极的努力，不断修订人生地图，方能使心灵获得成长。与过于封闭者相比，开放的人拥有更健康的心理状态、更美好的人际关系。他们开诚布公，不必文过饰非，因此少了很多忧愁和烦恼。他们不需掩饰过去的假象，不必编造更多的谎言，以便掩盖过去的谎言。一个人越是诚实，保持诚实就越是容易，正如谎言说得越多，就越是要编造更多的谎言自圆其说。敢于面对事实的人，能够心胸坦荡地生活在天地间，也可借此摆脱良心的折磨和恐惧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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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平衡(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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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律，是艰苦而复杂的工作，你需要拥有足够的勇气和判断力。你以追求诚实为己任，也需要保留部分事实和真相。你既要承担责任，也要拒绝不该承担的责任。为使人生规范、高效、务实，必须学会推迟满足感，要把眼光放远。还要尽可能过好眼下的生活，要通过适当的努力，让人生的快乐多于痛苦。换句话说，自律本身仍需要特殊的“约束”，我称之为“保持平衡”，这也是自律的第四种原则。
保持平衡，意味着确立富有弹性的约束机制。不妨以生气为例。我们心理或生理上受到侵犯，或者说，某个人、某件事令我们伤心和失望，我们就会感到生气。要获得正常的生存，生气是一种必不可少的反击方式。从来不会生气的人，注定终生遭受欺凌和压制，直至被摧毁和消灭。必要的生气，可以使我们更好地生存。我们受到侵犯，不见得是侵犯者对我们怀有敌意。有时候，即便他们果真有意而为，我们也要适当约束情绪，正面冲突只会使处境更加不利。大脑的高级中枢———判断力，必须约束低级中枢———情绪，提醒后者稍安勿躁。在这个复杂多变的世界里，想使人生顺遂，我们不但要有生气的能力，还要具备即便生气、也可抑止其爆发的能力。我们还要善于以不同的方式，恰当表达生气的情绪：有时需要委婉，有时需要直接；有时需要心平气和，有时不妨火冒三丈。表达生气，还要注意时机和场合。我们必须建立一整套灵活的情绪系统，提高我们的“情商”。相当多的人直到青年、中年以后，才掌握了如何生气的本领，这实在不足为奇。终生不知如何生气者，想必也是为数众多。
不少人都在不同程度上，缺少灵活的情绪反馈系统，心理治疗可以帮助病人不断实践，让情绪反馈系统变得更加灵活。通常，病人的焦虑、内疚和不安全感越是严重，这种工作就越是艰难，常常要从基础做起。我接待过一个患有精神分裂症的女人，她当时30岁。经过治疗，她得到了一个最大的启示：在她交往的所有男人中，有的绝不可以进入她的家门；有的可以进入她的客厅，但不能进入她的卧室；有的却可以进入她的卧室。过去的反馈系统，使她不得不让所有男人进入她的卧室。当这种系统似乎没有作用时，她不再让任何男人进入她的家门，这样一来，她就只能活在痛苦和忧郁中。要么是卑劣的乱交，要么是极度的孤立，她不停地在二者之间寻找平衡，焦头烂额却毫无收获。还是这个女性患者———她甚至需要多次治疗，来解决如何写感谢信的问题。一直以来，对于收到的每一份礼物，或者每一次邀请，她都觉得有责任写一封冗长的、字斟句酌的感谢信，而且要亲手完成。她当然无法承受如此大的负担，最终，她要么一封感谢信都不写，要么拒绝所有的礼物和邀请。同样经过治疗，她惊奇地发现：对于有些礼物，她不需要写感谢信，如果需要，一封简短的感谢信就足够了。
要使心智成熟，就须在彼此冲突的需要、目标、责任之间，取得微妙的平衡，这就要求我们利用机遇，不断自我调整。保持平衡的最高原则就是“放弃”。我不会忘记九岁那年学会的重要一课。那年夏天，我刚学会骑脚踏车，整天乐颠颠地骑车玩耍。我家附近有一个陡坡，下坡处有个急转弯。那天早晨，我骑着脚踏车，飞也似的向坡下冲去，那种风驰电掣的感觉，带给我极大的快感。彼时彼刻，假如使用脚踏车自动闸减速，必然使这种快感大打折扣，对于我的快乐而言，无疑是自我惩罚，所以我这样盘算：到了下面转弯处，我也绝不减速，结果这么一想，悲剧很快就发生了———几秒钟过后，我被抛到几英尺以外。我四仰八叉地躺在树丛里，身上出现了多处伤口，衣服上血迹斑斑，崭新的脚踏车也撞到一棵树上，前面的轮子也变了形———我就这样失去了平衡。
放弃人生的某些东西，一定会给心灵带来痛苦。九岁的我贪恋风驰电掣，不肯放弃一时的快感，来换取转弯时的平衡，最终让我体会到：失去平衡，远比放弃更为痛苦。我想不管是谁，经过人生旅途的急转弯，都必须放弃某些快乐，放弃属于自己的一部分。回避放弃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永远停在原地，不让双脚踏上旅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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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平衡(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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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当多的人都没有选择放弃，他们不想经受放弃的痛苦。的确，放弃可能带来不小的痛苦。需要放弃的部分，有着不同的规模和形态。此前，我谈论的只是小规模的放弃———放弃速度、放弃发怒、放弃写演说辞式的感谢信，类似的放弃不会带来太大的痛苦。放弃固有的人格、放弃根深蒂固的行为模式或意识形态甚至整个人生理念，其痛苦之大可想而知。一个人要想有所作为，在人生旅途上不断迈进，或早或晚，都要经历需要放弃的重大时刻。
不久前的一天晚上，我想好好陪伴十岁的女儿。最近几个星期，她一直请求我陪她下棋，所以，我刚刚提议同她下棋，她就高兴地答应了。她年纪小，棋却下得不错，我们的水平不相上下。她第二天得去上学，因此下到九点时，她就让我加快速度，因为她要上床睡觉了，她从小就养成了准时就寝的习惯。不过，我觉得她有必要做出一些牺牲，我对她说：“你干吗这么着急呢？晚点儿睡，没什么大不了的。”“你别催我啊，早知道下不完，还不如不下呢！何况我们不是正玩得高兴吗？”我们又坚持下了一刻钟，她越发不安起来。最后，她以哀求的口气说：“拜托了爸爸，您还是快点下吧。”我说：“不行，下棋可是严肃的事，想下好就不能太着急。你不想好好下棋，那我们现在就别下了！”她愁眉苦脸地撅起嘴。我们又下了十分钟，她突然哭了起来，说甘愿认输，然后就跑到楼上了。
那一刹那，我又想起九岁时，遍体伤痕地倒在树丛中的情形。我再次犯了一个错误———忘记了下坡转弯时应该减速。我原本想让女儿开心，可一个半钟头之后，她竟然又气又急，甚至大哭起来，一连几天都不想同我说话。问题出在什么地方，答案是明明白白的，我却拒绝正视它。女儿离开后的两个钟头，我沮丧地在房间里来回踱步，终于承认了一个事实：我想赢得每一盘棋，这种欲望过于强烈，压过了我哄女儿开心的念头，让周末晚上变得一塌糊涂。我为何再次失去了平衡？我为何强烈地渴望取胜，且始终保持着高昂的斗志？我意识到有时必须放弃取胜的欲望。这显然违背我的本性，我渴望成为赢家，这样的心态，曾为我赢得了许多许多。我在下棋上也只以取胜为目标。不仅如此，做任何事我都想全力以赴，这样才会使我感到安心。我必须改变这种心态了！过于争强好胜，只会使孩子同我日渐疏远。假如不能及时调整，我的女儿还会流下眼泪，对我产生怨恨，我的心情也会越来越糟。
我做出了改变，沮丧和懊恼跟着消失了。我放弃了下棋必须取胜的欲望。在下棋方面，曾经的我消失了、死掉了———那个家伙必须死掉！是我亲手结束了他的性命，而我的武器，就是立志做个好父亲的欲望。在儿童和青年时期，求胜的欲望曾给予我很多帮助，不过如今身为人父，那种欲望甚至成了我前进的障碍，我必须将它清除出局。时间改变了，我也必须对以前的自我做出调整。我原本以为会对过去的自我念念不忘，实则全然不是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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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郁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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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那些有勇气承认患有心理疾病的人而言，选择放弃，是获得成功必经的一步。在心理治疗中，病人常常要经受多次的放弃，其经受的重大改变，甚至多于一般人一生的改变。他们须在短时间内，放弃同等比例的“过去的自我”。这种放弃，在病人第一次同心理医生见面之前，其实就开始了。例如一个人接受心理治疗，就意味着他（她）预感到，需要放弃“我是正常的”这一自我形象。在我们的文化传统中，这对男人可能格外艰难，承认“我不是正常的人，我需要医生的帮助”，了解自己“为什么不是正常的，怎样变得正常”，就等于是承认“我是脆弱的不成熟的男人”，因此放弃的过程，通常在病人求医之前就已开始。我在放弃了永远取胜的愿望后，曾感到异常消沉。放弃某种心爱的事物———至少是自身熟悉的事物，肯定让人痛苦，但适当放弃过去的自我，才能使心智成熟。因放弃而感到抑郁，是自然而健康的现象，只有放弃遭到某种力量的干涉，才是不自然、不健康的现象。放弃的过程无法进行，抑郁的心态就会延续，直到心灵找到出路。
很多人看心理医生，主要原因就是情绪过于抑郁。接受心理治疗前，他们的心灵就开始了放弃的过程，这一过程遇到困难，才使得他们不得不求助心理医生。心理医生需要帮助他们找到突破口，消除造成问题的障碍。但是，病人只渴望摆脱抑郁状态，却没有意识到，昔日的自我已不适应新的状况。病人抱怨说：“我不理解，我的情绪为什么低落？”有时候，他们把抑郁状态归咎于其他不相干的因素。在意识思维层面上，他们不愿承认昔日的自我和处世模式急需做出调整和变更。他们也没有意识到，抑郁是一种显著的信号———想适应新的状况，就要做出重大改变。他们的潜意识渴望面对事实，而且在潜意识层面上，已开始了放弃与成长的过程。潜意识总是走在意识之前———对于某些读者而言，这可能难以理解，但这是千真万确的，它适用于某些特殊病例的治疗，也适用于心理治疗的基本原则（本书将在后面讨论）。
人们常常说起的“中年危机”，是人生诸多的危机之一。30年前，心理学家埃里克·艾瑞克森，曾列举出人生八种危机。人生各个阶段，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危机，只有放弃过去过时的观念和习惯，才能顺利进入人生下一阶段。不少人不敢面对现实，或者无法放弃早已过时的过去，以至无法克服心理危机和精神危机，所以只能止步不前。我们不妨按照人生危机发生的时间次序，权且简单地加以归纳：
不需要过多考虑外界要求的婴儿时期
想象中无所不能的幻觉
完全占有（包括性方面）父亲或母亲（或者二者）的欲望
童年的依赖感
父母的扭曲形象
自以为拥有无穷潜力的青春期感觉
无拘无束的自由
青年时期的灵巧与活力
青春时代性的吸引力
长生不老的错觉
对子女的权威
各种各样暂时性的权力
身体健康的独立性
自我以及生命本身
总体说来，这些危机是我们在迈向成熟的人生中，必须放弃的生活环境、个人欲望和处世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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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弃与新生(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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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提到的最后一点，即放弃自我与生命本身，似乎过于残酷，也仿佛足以证明一个结论：“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因为现实的残酷性，我们感觉不管怎样努力，人生的意义都会荡然无存。西方文化强调“人定胜天”，自我价值高于天地，而死亡则是不可接受的，是一种奇耻大辱，难怪有人苦思长生不老之术，却不敢面对无法改变的现实。实际上，人类只有适当放弃自我，才能领略到人生的喜悦。生命的意义恰在于“死亡”这一现实，这是哲学和宗教的核心。
放弃自我，是耗时长久、逐步适应的过程，我们需要经历各种各样的痛苦。为了减少痛苦，我们需要学习一种极为重要的保持平衡的心理技巧，我称之为“兼容并包”。这是促进心智成熟不可或缺的工具。兼容并包，意味着既要肯定自我，以保持稳定，又要放弃自我，以腾出空间，接纳新的想法和观念，实现自我平衡。对此，神学家萨姆·基恩在《致舞神》一书中，做了恰如其分的描述：
我必须超越现有的一切，超越以自我为中心的观念。消除由个人经验产生的成见，才会获得成熟的认识。这一过程包括两个步骤：消除熟悉的过去，追求新鲜的未来。面对陌生的人、事、物，我需要让昔日的经验、当前的需求和未来的期待一并出席，共同“会诊”，对我的需求和现实状况进行评估，做出恰当的判断和决定。为了体验新鲜事物的独特性，我必须以包容一切的姿态，说服既有的成见和观念暂时让位，让陌生、新奇的事物进入感官世界。在此过程中，我必须竭尽全力，尽可能呈现出成熟的自我、诚实的姿态、巨大的勇气，不然的话，人生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将是过去经验的一再重复。为了体验所有人、事、物的独特和新鲜之处，我必须让它们进入我的灵魂，并且驻足扎根。我必须完全释放自我，甚至不惜把过去的自我完全打破。
兼容并包的前提，在于你获得的永远比放弃的多。自律，就是一种自我完善的过程，其中必然经历放弃的痛苦，其剧烈的程度，甚至如同面对死亡。但是，如同死亡的本质一样，旧的事物消失，新的事物才会诞生。死亡的痛苦是诞生的痛苦，而诞生的痛苦也是死亡的痛苦。生与死，好比是一枚硬币的两面。要建立更新的观念与理论，旧有的观念和理论就必须死去。诗人艾略特（1888－1965，英国诗人、剧作家和文学评论家）在诗作《智者之旅》的末尾，这样描述三位智者归依基督教、放弃过去信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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