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拆掉办公室骚扰的那扇门？

谁能拆掉办公室骚扰的那扇门？ 妇联只要接到骚扰的投诉，不管是否属实，都会对该单位发出书面意见书，要求其立即采取措施，比如，将领导或老板办公室的木门改为玻璃门，将受骚扰下属调离该上司部门等。这是经过重新修订、下月就将实施的《广州市妇女权益保障规定》的最大亮点，也是全国首创。（5月27日 广州日报） 为了保护女职工权益，广州市妇联可谓不遗余力，用心良苦。众所周知，骚扰因其隐秘强，取证困难，作为女职工“娘家人”的妇联除了对受害者鼓励和同情，别无他法。受害者更是有苦难言，徒唤奈何。如今，新规定把骚扰的上位法前所未有地进行细化，只要接到投诉，即便没有证据妇联也要强势介入。 以前揩油白揩，如今娘家人动辄就会找上门来——新规对骚扰者的震慑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促其收敛龌龊行为。 有道是游戏规则对君子有用，对小人却效果甚微。毋庸讳言，这一措施虽然被视为全国首创，但在实际操作起来困难不小，效果预期未必乐观。首先，妇联向事主单位发出的是书面意见书 ，而非整改令。既然是“意见”，有责任心的单位会抱着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态度，认真对待；遇到不负责任的单位，或以缺乏证据而拒绝接受，或者敷衍塞责接束之高阁。其次，妇联既没有强制执行的权力，又非这些单位的主管部门，动不了头头们的乌纱。这些单位会因为一个“莫须有”的骚扰投诉，就乖乖按妇联的要求将领导办公室的木门改为玻璃门吗？如果这些单位对新规置若罔闻，妇联又该如何，又能如何？ 骚扰早已是过街老鼠，为什么人人喊打却并未见少？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人人喊打却没法打。就广州新规而言，尽管明确了骚扰的定义，要求用人单位采取措施预防和制止骚扰，但也只是“规定”而非“法定”。在国外，企业防止骚扰的责任和义务已被作为一种惩罚机制，如果发生了骚扰，除了要追究加害人的相关责任外，企业也要承担赔偿金，而且是很高的赔偿。在我国，因为对骚扰的立法很不完备，相关法规既没有界定骚扰的范畴，也没有强行要求单位应该要建立怎样的法律机制，单位需要负什么样的连带责任或相应的赔偿责任。所以才有了“宋山木案”这样的咄咄怪事：宋山木犯事儿了，企业却玩起了“金蝉脱壳”，他老婆站出来说现在宋山木辞职了，跟公司已经没有任何关系，自己是公司新总裁。企业的责任被推得一干二净。 很明显，惩罚骚扰维护妇女的合法权益，仅靠妇联单打独斗是远远不够的。没有立法支持，缺少成功的维权判例，一方面让骚扰者觉得违法成本低，而变得有恃无恐，另一方面受害者因看不到成功维权的参照，顾及维权成本、维权风险和维权结果，而选择忍气吞声。因此，要彻底惩治骚扰就必须推进相关立法，特别是争取能有保护职场女比较成功的判例出台，这是一种国家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