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都讯在5月31日由南方都市报和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主办的“个人信息保护政策透明度报告发布会”上，中国信息安全研究院副院长左晓栋透露，为落实网络安全法中对个人信息保护的原则和要求，国家标准《个人信息安全规范》已经报批，即将出台。同时，个人信息和重要数据出境安全评估办法也已经征求意见，近期就会发布。
确立个人信息保护八原则
今日，网络安全法和最高法、最高检《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开始实施。网络安全法共有7章共79条。其中，关于个人信息保护的主要是在第四章网络信息安全，共11条，其中有6条涉及个人信息保护。
据左晓栋介绍，这8个原则包括：责任原则，即“网络运营者应当对其收集的用户信息严格保密，并建立健全用户信息保护制度”；目的明确原则，即“网络运营者收集、使用个人信息，应当遵循合法、正当、必要的原则”；最少够用原则，即“网络运营者不得收集与其提供的服务无关的个人信息”；同意和选择原则，即“（明示收集、使用信息的目的、方式和范围）并经被收集者同意”；确保安全原则，即“网络运营者应当采取技术措施和其他必要措施，确保其收集的个人信息安全”；质量保证原则，即“发现网络运营者收集、存储的其个人信息有错误的，有权要求网络运营者予以更正”；主体参与原则，即“个人发现网络运营者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或者双方的约定收集、使用其个人信息的，有权要求网络运营者删除其个人信息”；开放透明原则，即“明示收集、使用信息的目的、方式和范围”。
个人信息保护标准正在制定
左晓栋表示，网络安全法的规定比较原则，制定《个人信息安全规范》的国家标准就是落实网络安全法关于个人信息保护的要求，目前已经报批，近期可能就会正式发布。
北京大学互联网发展研究中心高级顾问洪延青也介绍，个人信息保护标准是一个体系，包括个人信息影响评估（PrivacyImpactAssess-ment，PIA）指南。“好比建一个大坝需要开展环境影响评价”，洪延青说，企业在做新上线业务之前对个人信息安全会有什么样的影响？企业应该在开展业务之前预估到这些风险，采取相应措施。
个人信息的去标识化指南也在个人信息保护标准体系之中。大数据的应用应该匿名、伪匿名。
此外，据洪延青介绍，在数据安全方面，另外还有四个标准正在制定中，包括大数据服务能力要求、大数据服务能力评估模型、大数据交易服务安全要求和大数据安全管理指南。
收集信息应保持合理频率
把网络安全法原则落实到具体规范，需要解释很多具体问题。比如，什么叫用户“同意”？左晓栋认为，“同意是在完全知情的基础上自愿给出的具体的、清晰明确的愿望表示”。
他举例，现在很多用户在收集个人信息时，往往都是默认同意，用户简单点击“下一步”就可以往下走。左晓栋说，在制定起草国家标准的时候，这种“默认同意”的做法都不能叫同意。“以后，默认的键应该在不同意上，用户不能够自然地往下走，至少要用户主动地去做出一个自主的选择。这是一个细节的要求。”
另外，现在很多App的做法是“一次同意，频繁收集”，如用户只同意了一次，App就可以频繁地收集用户的位置信息。为此，标准规定，收集动态性的个人信息时，应保持合理的频率，避免超出服务目的所必需。
再比如，现在的很多隐私政策都是使用用户看不懂的法律语言，冗长晦涩。左晓栋认为，隐私政策应该采用“用户可以理解的语言”，复杂的法律语言或者非本地语言都是不被接受的。
立法和规范的天平向谁倾斜？
“不管是立法还是制定标准，我们始终考虑的是天平向哪方面倾斜的问题”，左晓栋认为，在个人信息保护上，应该向公民个人倾斜，相比而言，互联网服务提供商是比较强势的。
左晓栋认为，为让天平向个人倾斜，网络安全法的要求引出了几项机制：查询机制、更正机制、删除机制、撤回同意的机制、注销账户和取消服务的机制，获取自身个人信息的机制，约束信息系统自动决策的机制。
在他看来，“删除机制、注销账户和取消服务的机制”也意味着确立了中国版的“被遗忘权”。“我们现在很多时候只要使用了服务，比如说我们上网购物，可能购物信息一辈子不删除的”。
不过，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巍认为，个人信息保护也不是越严格越好，因为现在的互联网企业的基础就是数据，如果管太严可能没办法让数据自由流动、没办法搞大数据。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亚太网络法律研究中心主任刘德良也表示，立法规制的应该是防止和遏制个人信息被滥用，“没有滥用就没有所谓的泄露和买卖”，而不是一味追求保密。
“网络安全法里面有一条，指‘经过处理无法识别特定个人且不能复原的除外’”。即匿名化后的信息不再属于个人信息，左晓栋说，这为大数据应用留下了充分的考虑。
左晓栋表示，现在没有规范的情况下，很多服务提供者希望尽可能留下完整的个人信息，远远超出了实际需要。“这方面亟需规范的，应该鼓励更多的使用匿名化的措施，既充分保护了个人信息，也有利于大数据的应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