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突破口

　　云计算的热潮无疑将带来中国信息产业的重大重组。熟悉中国IT发展史的人清楚，变局往往意味着新的机遇，而机遇往往取决于能否掌握关键的核心技术、占据新的产业链制高点、构建完善的产业环境等方面。面对这次新的IT历史潮流，决定中国的云计算企业脱颖而出、成为世界级企业的技术瓶颈在哪里？

　　美国田纳西大学教授戴元顺分析道：“云计算把它分开来的话，会有很多关键点，有些关键点我们已经克服了，有些还没有。它们包括：服务器、虚拟化、网络（包括中国3G、WiFi、带宽等怎样整合到一起）、网络操作系统（即怎样做出一个云操作系统），然后是安全，就像怎样保证发电厂的安全，相当于保险丝这样的功能；最后一块就是终端，目前的手机终端，越来越智能，越来越像电脑，但云对于终端的需求其实是反过来，应该是越来越简单，而功能越来越强。我认为中国比较成熟的技术，在于服务器、网络，比较不成熟的地方是没有专门为云设计的终端设备，此外便是虚拟化，基本上还要用国外厂商的产品。而剩下的是两个最关键的问题，有待我们花大量精力去解决：第一，云安全，如果不解决，‘发电厂’失去效用，就没人敢来用这个电；第二，云操作系统，它涉及大片资源的调度、管理，所以也很关键。”

　　赵安建结合北京云基地的经验，认为目前入手云计算，需从两个层面来考虑，一是时间因素，为了争取占据市场的时间，会适当引进一些先进的技术和产品，根据市场需求再做二次开发和集成；二是要重视自主可控产品的研发，而从哪儿开始？从软件研发做起，云基地的友友系统公司正是通过推出完全自由知识产权的云操作系统及其应用，迅速在国家电力等行业得到应用，形成对国外核心技术的挑战。云基地在产品策略上正是这一思路的推动实施。

　　“云政策”是当务之急

　　什么是中国云计算亟待解决的问题？接受记者采访的专家们，无不对云计算相关的法律、规范和标准化表达了迫切的诉求。北京云基地的赵安建说：“目前和云计算相关的政策还是照搬传统的产业政策。比如做系统集成，铁板钉钉必须有两年的业务资历，但这是云计算的核心业务，不发资质证许多项目几乎寸步难行，而目前很多拥有两年资质的企业大多数没有部署云计算服务的能力，导致很多云计算落地的目标也无从谈起。所以建议政府能在云计算相关领域的产业政策上作相应调整。”

　　新浪的童剑从互联网企业的角度，也有类似的困惑：“现在政府关于云计算的政策很不健全，比如对于和SAE类似的PaaS平台到底算是一个ISP，还是ICP？希望政府能及时把这个界定的框架制订出来，好让云计算厂商能清楚自己需要提前在政策上做哪些准备，这样可以降低在政策方面的一些风险，毕竟中国在信息方面监管很严格，所以最好能尽早出台相关的政策。”

　　而超图软件的王康弘，则从和云计算市场销售密切相关的财会政策上表达了他的意见：“以前的软件盈利模式主要有两种：产品销售、项目服务。但现在实行云计算之后，我认为它应该是一种全新的模式，而传统的会计规则并不支持；同样对于用户，也存在很多购买障碍，比如说高校实验室，购买了云计算资源能否算实验室资产？显然现在的财务政策，并不支持这种模式，无法把你签的计算机资源租赁合同，给你换算成资产……记得过去由于软件不能算固定资产，一度导致用户们宁可去买硬件设备，而现在云计算同样带来了服务和资产关系的重新界定的问题。这都将给新兴的云计算产业带来一些挑战。期待政府能及时出台相关政策支持这些新模式。”

　　从这些受访专家的意见不难看出，尽管政府近年表达了对云计算的大力支持，但主要侧重在宏观口号和基础设施环境层面上，而云计算潮流带来的产业升级的背后，是传统信息产业工作模式、市场经济规则的重大变革，需要用一种全新的视角重新界定，只有及时出台一系列具体的符合云计算产业特征的法律政策和行业规范，才能使得整个产业真正健康、快速地运展起来。

　　据来自工信部的消息，国内的云计算标准化工作（涉及标准主体、切入点、运营、建设等方面）正在进行中，今年6月出初稿，预计年底将有正式的政策出台。

　　结束语

　　结束本次云计算专题采访时，记者最深切的感受是，尽管所看到的场景、产品、人，尚不足以概括中国当前云计算发展态势的全貌，但已经明显感受到了一番厉兵秣马、大潮来临前的气象。记得田溯宁曾经用“大风起兮云飞扬”来定义2011年的云计算。看来，经过几年的论证和铺垫，业界纷纷开始用实际行动表达对云计算的真实态度——2011，无疑将是中国云计算的落地之年。